一封等待了两年的信4
娄瘦萍的妻子有个哥哥叫韩国远。韩国远也是医生，1950年四川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学的是牙医。这所大学要读八年，和湘雅医学院一样，是一所西方风格的现代医学院。1949年，有人劝韩国远去香港，但他考虑到已经读了7年医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学位；另外，大概他觉得牙科医生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不管什么社会制度，总需要牙医的。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韩国远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贵阳中央铝业公司。他在学校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一年以后评级，由于他工作出色，比同届的同学还评高了一级，在1951年“政治条件”还不象后来那样被看重。韩国远没有结婚，亲属中只有一个妹妹，就是娄瘦萍的妻子。
文革一开始，娄瘦萍是“右派份子”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在湖南中医学院里遭到“批判斗争”。韩国远在贵阳铝业公司，也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当时韩国远遭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和折磨，因为还没有找到韩国远当时在贵阳的相识者，但是当时的贵阳已经十分暴力化，是很清楚的。据一位当时住在贵阳的被访者说，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1966年夏天到达贵阳，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到贵州省文化局打了很多人，其中有文化局所属的京剧团的演员等人。贵州文化局当时的幼儿园的院长，一位中年妇女、四个孩子的母亲，并不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也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以致满背都是青紫血痕，惨不忍睹，一位被访者说，她看到了这位幼儿园院长被打后的后背，她从来没有想象到过人类的皮肤可以被打成那样可怕的颜色，所以印象深刻，永不能忘。从1966年8月到年底，文革领导人给予红卫兵免费火车票和食宿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实际上是把北京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的打人和杀戮之风带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对所谓“牛鬼蛇神”开展暴力性攻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远1967年逃离贵阳，来到***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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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远来到长沙，***妹家的情况也一样糟糕。而且，他知道他的档案里有“社会关系”的纪录，他的单位知道他有一个妹妹在长沙，很快会有人追来，如果被他们抓回去，原有的罪名加上新的“逃跑”罪，他只会吃更大的苦头。因此，他不能在长沙久留，必须赶快离开。
他的外甥女，娄瘦萍的女儿，要跟舅舅同行。开始他们可能只想避一避风头，但是实际上当时无处可躲，后来他们决定设法离开中国，事实上，这是逃离文革迫害的唯一的出路。
娄瘦萍的女儿叫娄玉方，当时是长沙第四中学的初中学生。她和舅舅先到了广州，后来到了东北。他们到过北朝鲜，被遣送回来，然后，他们在东北的营盘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叛国投敌”。由此罪名，韩国远被判处死刑，娄玉方被判处10年徒刑。
仅仅因为试图逃离文革逃离中国，就被判处死刑﹗文革中有一批人因此罪名被枪杀，比如，“网上文革纪念园”中的顾文选。把试图逃离的人判处死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残忍的死刑标准。在奴隶制度下，逃亡也不至于被杀害，奴隶主需要奴隶作为劳动力，中国的文革领导人控制了八亿人口，不在乎这些人口的死活，他们要的是无边的威慑力、无上权威的巩固，顺着他们的思路，则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作。对试图逃离中国的人施加死刑，对他们的“革命”非常有利。当时，举国上下，残忍的迫害到处进行，不但手段残酷，而且打击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在迫害面前，如果不能忍受，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反抗或者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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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有严格的户口制度、各个单位和居民区的严格的监视系统，加上粮票发放方面的控制、每家住房的狭小、残酷的株连制度，这些使得人们很难帮助别人躲藏。因此，躲在国内的某个地方以逃避殴打和虐待，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逃离文革的迫害，唯一的出路是逃离中国。
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国境，文革根本不可能进行。对文革领导人来说，封锁国境，不准任何人离开，是保护文革得以进行的必要手段。他们的设计相当清楚︰铸造一个铁笼子，在这铁笼子里他们可以肆意虐待迫害人们。在一个开放的国度里，不可能实行文革的残酷迫害。正因为这样，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隔绝，对任何试图逃离中国的人的惩罚，在文革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中国的普通人民，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也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和居住地，当打骂杀戮袭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不但不能反抗，而且，也不能逃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境况。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前东德，如果试图偷越柏林墙而被逮捕，不会被判处死刑；偷越柏林墙被抓获的人，判处的监禁是一年左右；现在人们知道，为了偷越柏林墙，有多少人被哨兵打死，有多少人进了监狱，但是关于有多少中国人因为试图离开中国而死亡，我们至今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中国文革当局要残忍得多。长久的超常残忍使得人们习惯了残忍，以致很多人以为枪毙偷越国境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韩国远被判死刑，不到18岁的娄玉方被判10年。没有离开家一步的娄瘦萍，也立即被逮捕，关入监狱，他在1968年被逮捕，在拘留所中关押了两年之后，1970年9月27日，他被判刑15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而他的“现行反革命罪”的具体内容，是帮助韩国远和娄玉方“叛国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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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远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贵阳中央铝业公司。他在学校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一年以后评级，由于他工作出色，比同届的同学还评高了一级，在1951年“政治条件”还不象后来那样被看重。韩国远没有结婚，亲属中只有一个妹妹，就是娄瘦萍的妻子。
文革一开始，娄瘦萍是“右派份子”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在湖南中医学院里遭到“批判斗争”。韩国远在贵阳铝业公司，也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当时韩国远遭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和折磨，因为还没有找到韩国远当时在贵阳的相识者，但是当时的贵阳已经十分暴力化，是很清楚的。据一位当时住在贵阳的被访者说，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1966年夏天到达贵阳，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到贵州省文化局打了很多人，其中有文化局所属的京剧团的演员等人。贵州文化局当时的幼儿园的院长，一位中年妇女、四个孩子的母亲，并不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也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以致满背都是青紫血痕，惨不忍睹，一位被访者说，她看到了这位幼儿园院长被打后的后背，她从来没有想象到过人类的皮肤可以被打成那样可怕的颜色，所以印象深刻，永不能忘。从1966年8月到年底，文革领导人给予红卫兵免费火车票和食宿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实际上是把北京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的打人和杀戮之风带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对所谓“牛鬼蛇神”开展暴力性攻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远1967年逃离贵阳，来到***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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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外甥女，娄瘦萍的女儿，要跟舅舅同行。开始他们可能只想避一避风头，但是实际上当时无处可躲，后来他们决定设法离开中国，事实上，这是逃离文革迫害的唯一的出路。
娄瘦萍的女儿叫娄玉方，当时是长沙第四中学的初中学生。她和舅舅先到了广州，后来到了东北。他们到过北朝鲜，被遣送回来，然后，他们在东北的营盘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叛国投敌”。由此罪名，韩国远被判处死刑，娄玉方被判处10年徒刑。
仅仅因为试图逃离文革逃离中国，就被判处死刑﹗文革中有一批人因此罪名被枪杀，比如，“网上文革纪念园”中的顾文选。把试图逃离的人判处死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残忍的死刑标准。在奴隶制度下，逃亡也不至于被杀害，奴隶主需要奴隶作为劳动力，中国的文革领导人控制了八亿人口，不在乎这些人口的死活，他们要的是无边的威慑力、无上权威的巩固，顺着他们的思路，则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作。对试图逃离中国的人施加死刑，对他们的“革命”非常有利。当时，举国上下，残忍的迫害到处进行，不但手段残酷，而且打击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在迫害面前，如果不能忍受，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反抗或者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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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国境，文革根本不可能进行。对文革领导人来说，封锁国境，不准任何人离开，是保护文革得以进行的必要手段。他们的设计相当清楚︰铸造一个铁笼子，在这铁笼子里他们可以肆意虐待迫害人们。在一个开放的国度里，不可能实行文革的残酷迫害。正因为这样，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隔绝，对任何试图逃离中国的人的惩罚，在文革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中国的普通人民，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也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和居住地，当打骂杀戮袭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不但不能反抗，而且，也不能逃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境况。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前东德，如果试图偷越柏林墙而被逮捕，不会被判处死刑；偷越柏林墙被抓获的人，判处的监禁是一年左右；现在人们知道，为了偷越柏林墙，有多少人被哨兵打死，有多少人进了监狱，但是关于有多少中国人因为试图离开中国而死亡，我们至今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中国文革当局要残忍得多。长久的超常残忍使得人们习惯了残忍，以致很多人以为枪毙偷越国境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韩国远被判死刑，不到18岁的娄玉方被判10年。没有离开家一步的娄瘦萍，也立即被逮捕，关入监狱，他在1968年被逮捕，在拘留所中关押了两年之后，1970年9月27日，他被判刑15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而他的“现行反革命罪”的具体内容，是帮助韩国远和娄玉方“叛国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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