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林晚年的失误及其启示
20世纪伟大的化学家——鲍林其人 正分子疗法 大剂量维生素C防治感冒 大剂量维生素C防治癌症与心脏病 积极支持保健食品业和旁道医疗 鲍林失误的启示 注释 20世纪伟大的化学家——鲍林其人[1—4]
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 Pauling，1901―1994 ) 是美国著名的化学家。他极富个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开拓边缘学科，在化学的许多领域卓有建树，是20世纪伟大的化学家。
1901年，鲍林出生于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药剂师。他自幼聪慧超群，喜好博览群书，被誉为科学奇才。由于年少失怙，家道中落，16岁时就近入俄勒冈农学院学习化学。大学毕业后赴加州理工学院深造，他迅速掌握了具有革命性的X射线衍射技术，进行晶体结构研究，1925年获博士学位。那是物理学的新时代，继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后，量子力学正在迅速发展，为20世纪科技的突飞猛进铺平了道路。当时欧洲是科学革命的中心，物理学大师群星灿烂。1926年鲍林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赴德国进修，师从索末菲、玻恩和海森伯。次年回国，一直从事化学键本质的研究。他创立了杂化键轨道理论和共振论，把经典的化学理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从而改写了20世纪的化学。1931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1933年入选美国科学院，也是该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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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开始，他把结构化学应用于生物学，在抗原和抗体蛋白质结构的研究上，把抗体生成的直接模板学说发展得更加完善。在40年代，鲍林在生物学上做出了两项重大的贡献：一是与科里(R. Corey)阐明了蛋白质的α螺旋结构；二是证明镰状细胞贫血是由于血红蛋白的变异，说明人的遗传性疾病系由于突变基因表达产生的异常蛋白质，首先提出分子疾病的概念。1957年，英格拉姆(V. Ingram)证明，镰状细胞血红蛋白(HbS)是由于正常血红蛋白中的谷氨酸被缬氨酸所取代。
1950年代初，正在热衷于蛋白质结构研究的鲍林，理所当然地参与了问鼎DNA结构的角逐。但是，尽管艾弗里(O. Avery)的实验已经指出(1944) DNA是遗传物质，当时大多数的遗传学家仍然认为DNA相对于蛋白质可能只是一种结构性成分。鲍林也同意遗传物质是蛋白质，而不可能是核酸。由于从细胞核中提取纯的DNA非常困难，清晰的DNA X射线照片不易获得，他曾经多次向英国科学家威尔金斯(M. Wilkins)和富兰克林(R. Franklin)借阅DNA的X射线资料，未果。(注1)他提出的DNA结构尽管有“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沃森和克里克的双螺旋模型的建造方法是鲍林所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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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鲍林因阐明了化学键的本质和分子结构的基本原理获诺贝尔化学奖。根据诺贝尔的遗嘱，他的奖只颁给单项的重大发现，而不授予获得一批重要研究成果的科学家。鲍林获奖首次突破了这条原则。
60年代初期，朱克坎德(E. Zuckerkandl)和鲍林提出，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同源蛋白质来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注2)这种方法已被普遍使用，成为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鲍林又是“主张自由表达信仰的理想主义者”和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他直言不讳、话语尖锐，坚持己见，决不退让。二战结束后，他积极参与反战活动，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的战争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奔走世界各地，唤起社会大众对核污染威胁的关注，不遗余力地反对核试验，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1958年1月，他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由他起草并征得49个国家的11 000多位科学家签名的《科学家反对核武器试验宣言》，要求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1963年10月10日美苏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之日，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1962年和平奖授予这位坚持不渝的反核斗士。鲍林是迄今仅有的两度单独获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由于他对化学与和平运动的贡献，他获得的荣誉学位和奖项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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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深受学生的爱戴，大多数学生把他视作精神领袖。他去山中沉思静修，接受神的启示，然后再把神授意旨传达给大众。他曾被选为美国哲学会的副理事长，这个学会是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的知识分子俱乐部。然而，他在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上又是颇有争议的人物。在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后，他更加坚持己见，猛烈抨击美国政府的政策，明显地与公众舆论脱节。他既被视为具有敏感直觉、敢于冒险、不敬权贵、富有魅力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自命不凡、一贯正确、桀骜不驯和我行我素的怪人，他的官司接连不断和失败，以至“声名狼藉”。美国主流媒体对他的政治观点颇有微词，甚至认为是“荒诞不经”，对他获诺贝尔和平奖也不以为然，他曾担任过主席的美国化学会的学报编辑也冷眼相待，只在学报很不显眼的地方提及此事。
50年代开始，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和化学系教授们已经对鲍林有些不满，抱怨他“竭力发展个人所迷恋的化学生物学，远离了该系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根基”。1964年他悻然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去圣巴巴拉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不久便发现那里也令他失望，无法实现他的宏大政治理想，又没有实验室，于是打算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这里的化学系主任曾是他的学生，但被校长否决。1967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接受他担任研究教授，二年后去了斯坦福大学，成为“学术界的流浪汉、漂泊谋生”，至1973年创立自己的研究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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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晚年致力于“营养保健”的研究，鼓吹正分子医学(orthomolecular medicine)、大剂量维生素疗法和其他旁道医疗，(注3)支持庸医骗术，由于他的科学家声誉致使谬种流传，在社会上产生不良的影响，遭到美国医学界的一致批评。[4，5]
其实，卓越的科学家在晚年误入歧途，鼓吹与科学格格不入的东西或者迷恋方术，科学史上并不罕见。当前我国的伪科学和骗术盛行，庸医假药泛滥成灾，其中就有不少科学家的参与。因此，对鲍林的晚年失误加以讨论，有其现实意义。
正分子疗法[4—7]
50年代初期，精神病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少数精神科医生采用大剂量维生素辅助治疗严重精神病，后来扩大到应用无机盐。1965年的一天，鲍林偶然见到一本《精神病学中的尼克酸疗法》，作者是加拿大一个精神病研究所的所长。鲍林虽然缺乏精神病学知识，但他对精神病的生化机制很感兴趣，对文中所说的大剂量尼克酸(维生素B3)“对精神分裂症的大脑功能有相当积极的疗效”，而没有副作用，感到惊奇和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就一直醉心于“正分子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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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鲍林与精神科医生霍金斯(D. Hawkins)的著作《正分子精神病学(orthomolecular psychiatry)：一种治疗方法》问世。其假说是：人的大脑是一种分子—电子能激发的场所，通过复杂的生化机制发送信号，这个机制的必需营养由代谢物提供。而精神疾病是由于体内化学分子失衡引起的，所以，应用正常存在于人体的营养素以“最适分子和最适剂量”可以矫正分子平衡，为大脑提供最适宜的分子环境，达到治疗目的。因此，他提倡应用大剂量维生素或无机盐治疗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和躯体疾病，包括过敏性疾病、关节炎、高血压、癫痫、代谢病和皮肤病，称这些为正分子疗法或正分子医学。
然而，他的假说不仅缺乏科学证据，而且也不愿意认真进行临床试验，因而遭到医学家和营养学家的一致反对。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专题研究报告指出：大剂量维生素治疗不仅缺乏理论基础，诊断和治疗反应评价以及心理测试的方法既不可靠也缺乏特异性。报告结论是用词最严厉的批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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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评审和批评仔细审查了，大剂量维生素支持者以及试图重复他们的基础和临床工作的研究者的论文。结论是大剂量维生素支持者的论文可靠性差。由于他们在过去10年里一直拒绝进行对照试验和以科学上可接受的方式报告新的结果，致使他们的论文的可靠性更形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本专题研究组认为，他们运用像“大剂量维生素疗法”和“正分子治疗”等真正用词不当的流行语，通过广播、通俗出版物和大众书刊进行大规模广告宣传，应当受到谴责。”
1979年，美国国立精神健康研究院研究咨询委员会审阅了有关的科学资料后认为：大剂量维生素疗法不仅无效，而且可能有害。美国国防部专题委员会也调查了这一疗法，决定从军人家属的医疗保险项目覆盖中删除这种治疗。
美国儿科学会和加拿大儿科学会的营养委员会，先后在报告中揭露，大剂量水溶性维生素和无机盐治疗儿童的智能低下、神经症、孤独症、诵读困难和其他学习障碍有效的临床报告很不可靠，是虚假的，尽管在信仰者中已经形成一种“狂热宗教”。[9，10] 大剂量补充维生素或无机盐疗法并不能提高智能低下儿童的智商，也不能改善先天性愚型的行为和智力。[11]这些报告警告说，未能证明这种治疗对上述疾病有任何益处，还可能招致严重毒性反应。[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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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剂量维生素C防治感冒
鲍林晚年的兴趣集中在大剂量维生素C上，与他不愉快的经历多少有些关系。1950年代末，鲍林在圣地亚哥医学会的一个聚会上演讲，医生们举杯饮酒、谈笑自若，令他恼火。随后他觉得医学界请他演讲的酬金同医生的不相称，受到怠慢，为此耿耿于怀，促使鲍林在维生素C问题上挑起争论。[4]
1966年3月，鲍林获卡尔·纽伯格奖，这是对“医学与生物学新知识进行综合研究”的奖励。斯塔腾岛的欧文•斯通(I. Stone)特意前去颁奖会企图结识鲍林，数天后他写信奉承鲍林，并大谈维生素C对健康和治疗疾病的作用，劝鲍林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预防感冒。斯通说他早就对维生素C有研究，并且获得了维生素C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专利。他认为，人自身不能合成维生素C，是由于进化过程中遗传变异导致一种酶的缺乏，因此坏血病不单纯是营养缺乏症，而是一种遗传性缺陷。根据各地的报道，他认为大剂量维生素C能治疗包括炎症、胶原病、心脏病和癌症在内的很多疾病。他和妻子每天服3克维生素C，增进了健康。可是，斯通的有关论文却屡遭医学刊物的拒绝。他自投鲍林门下，显然是为开发“保健品”寻求支持。他自称是“生物化学家”，实际上是酿造工程师，只有化学专业2年的学历，博士学位是一所未经认证的学院授予的。开始鲍林并不相信他，但斯通的“理论”打动了他，觉得此人的建议值得一试。于是便和妻子爱娃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果然出现“神奇的”效果，他们“顿感精神日佳，也不感冒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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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C又称抗坏血酸，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人体必须从外界获得，缺乏可导致坏血病。成人的膳食标准日供给量(RDA)为60毫克，每日服250―300 毫克，几天内即达到饱和状态，过量吸收则排出体外。因此，美国医学会推荐(1987)，维生素C每日的预防剂量为50―100毫克，治疗缺乏症为 250—500毫克。[12]英国推荐的维生素C成人日摄取量为40毫克。[13]由于维生素C具有抗氧化作用，人们一直推测它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如1930年代就有维生素C防治感冒的报告，如Ruskin(1938)、Cowan等(1942)和Ritzel(1961)等的研究，但疗效并未得到证明，也没有引起重视。
1970年，鲍林的《维生素C与感冒》出版，声称维持健康所需要的维生素和其它营养素因人而异，差别悬殊，许多人的需要量远比日供给量大得多。一般人每日口服维生素C 1克，感冒的发病率可以下降近一半，有些人的需要量更大达到4克。并且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关于矫正分子的假说和斯通的进化概念。由于当时社会出现追求“自然健康”和“天然食品”热，加上以他的科学家地位“现身说法”，该书立即畅销美国，维生素C的身价因此陡增，销售量直线上升，以致“供不应求，超出了生产能力”。同时，鲍林还抨击医学界和药厂，为了感冒药的销售和医学刊物的广告利益，企图抹杀维生素C的有效证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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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鲍林挑起了一场大辩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迅速作出反应，指出全国范围的维生素C热是“荒唐可笑的”，“尚无科学证据，而且没有重要的研究可以表明维生素具有防治感冒的作用。”医学界同样对鲍林提出激烈的批评，认为这本书的观点 “只不过是理论推测而已”。《美国医学会杂志》评论说：“在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哲学家或科学家作出的论述，而是一个为了推销某种货物的广告商声嘶力竭的叫卖，……甚至那些吹捧鲍林的人，也不希望他写这么一本书。”《药物与医疗通讯》批评说，鲍林的结论“是根据胡思乱想或很不严谨的临床研究得出的，因而是一家之言。”(注4)鲍林曾经试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自己观点，但未能如愿，论文被退回。[4]
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迄今尚无特效药物，病程为自限性，不治自愈。一个人每年可以多次患感冒，每次轻重不同。评价这类疾病的药物的防治效果，尤其需要采用随机对照双盲的临床试验。
在鲍林的《维生素C与感冒》问世之前，其实已有一些很好的研究，否定了维生素C防治感冒的作用。如1967年英国蒂勒尔( D.A.J. Tyrrell)领导的感冒研究组进行的志愿者实验：试验组每日口服维生素C 3克，对照组服安慰剂，再用病毒攻击，两组的感冒发生率、病程和病情轻重完全相同，结论是维生素C预防无效。[14] 但鲍林认为过去的研究无效，是因为使用剂量太小和资料分析不当。[15]因此医学家重新进行了维生素C防治感冒的临床试验，结果至少有16篇设计周密的对照双盲实验证明，除个别研究出现维生素C试验组的症状略微减轻外，其余的均显示大剂量维生素C无预防感冒的作用。[16—19，21—24]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安德森领导的研究组先后进行三项临床试验：第一项结果是，大剂量维生素C组比对照组的感冒发病率低，症状较轻，统计学差别有显著性，但实际意义不大。[20] 第二项试验则完全无效，[21] 第三项试验是应用较小剂量的维生素C，每周口服500毫克的实验组患感冒较对照组为轻。[22] 施瓦茨等给志愿者每日口服3克维生素C，连续14天，然后用感冒病毒攻击，结果未发现有预防作用，患病天数没有缩短，仅症状略有减轻。[23]这些研究说明，维生素C预防感冒无效，“减轻症状的作用”也很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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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仔细一提的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中进行的一项防治实验。[24]受试志愿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口服维生素C片，对照组服安慰剂乳糖片，观察效果的医生和受试者都不知道谁或自己服的是什么药，即双盲试验。由于维生素C味酸，乳糖味甜，于是受试者中有102人试图咬碎药片通过尝味道猜出所服的药物，其中79人猜中。结果是，如按服维生素C或乳糖二组进行分析，前一组患感冒的症状较后一组轻。但仔细分析发现，维生素C组猜中者，感冒的病情较对照轻，病程短；未猜中者，则二组没有差别。再进一步分析9个月观察期间的感冒≥2次的发病率，结果是猜维生素C实际是乳糖对照的为18%，猜乳糖但是维生素C的为67%，未猜的维生素C组36%，未猜的对照组47%。[24]这进一步说明，双盲试验消除主观成见在评价效果中的重要性，当人们对一种药物或疗法产生信仰时，可以出现虚假的效果，即安慰作用。
然而，鲍林固执己见，要他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1976年他的书再版，改名为《维生素C与感冒和流感》。推荐的维生素C剂量更大，并且针对医学界的批评专门增加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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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剂量维生素C防治癌症与心脏病[4—7]
1979年，鲍林与卡梅伦(E. Cameron)的著作《维生素C与癌症》出版，宣称大剂量维生素C对癌症有效。1986年，在《怎样才能长寿与健康》一书中，鲍林把大剂量维生C说成是万应灵丹妙药，“可以增进健康，增加生活乐趣，有助于防治心脏病、癌症和其它疾病，并且延缓衰老。”他自称每日至少口服12克，患感冒时增加到40克。1993年，鲍林患前列腺癌接受放射治疗时断言，他由于长期服维生素C使癌症发病延迟了二十年。这种说法当然纯属臆测或自慰，不幸他仍死于癌症。
卡梅伦是苏格兰一所医院的外科医生，他在1966年出版的《透明质酸酶与癌症》中称：癌症产生透明质酸酶使细胞间质溶解，是癌细胞扩散的原因，维生素C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同时可抑制透明质酸酶，因此可以加强细胞间质，具有防止癌细胞扩散的作用。1971年他写信给鲍林，讲述自己应用维生素C 治疗晚期癌症病人的发现，每日10克或更大剂量的维生素C，可使癌症进展变慢、肿块缩小。鲍林对此非常重视，回信说“我感到你的思想的确很重要，而且很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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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鲍林帮助卡梅伦整理维生素C与透明质酸酶的理论，总结治疗经验，结论是每日口服维生素C10克对100例晚期癌症病人有延长生存的作用。为了保证发表，鲍林将论文寄往《美国科学院学报》，(注5)但仍遭到一再退稿，使他大为吃惊。最后只好把临床应用维生素C的建议作了低调处理，才得以发表。[25，26]尽管这篇文章中有1000例病人作为对照组，但这些病人是别的医生经治的，与卡梅伦治疗组的100例不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临床研究部主任德威斯(W. DeWys)指出，两组癌症病人的临床判断标准和治疗方法都是不可比的，而且未采用双盲法评定效果。由于卡梅伦把自己的病人“不治之症”的标准降低，所以生存期比别的医生治疗的病人延长。
1979、1983和1985年，美国著名的梅奥医院(Mayo Clinic)先后三次，在总共367例晚期癌症病人中进行随机对照双盲临床试验，试图加以验证，结果是每日给予维生素C 10克并不比安慰剂对照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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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德国青年医生拉思(M. Rath)向鲍林讲述了他的维生素C与脂蛋白(a)和心血管病之间关系的理论，这重新点燃了鲍林研究心血管病的热情。对于鲍林来说，任何能说明维生素C有益的建议，他都会欢迎。
脂蛋白(a)[Lp(a)]是由肝脏产生的富含胆固醇的脂蛋白，可与血管内膜和动脉壁结合，导致胆固醇积聚，因此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拉思认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由于主要是摄取富含维生素C的植物性食物，以致自身丧失合成能力。维生素C缺乏导致Lp(a) 替代沉积在动脉壁，是动脉粥样斑块形成的原因。由于动物自身能产生维生素C，血浓度很高， Lp(a)的浓度很低。因此，鲍林等认为，维生素C是Lp(a)的抑制剂，可以降低Lp(a)的血液含量，可减少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同时维生素C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而胶原蛋白是结缔组织的主要成分，因此维生素C可加强皮肤和血管壁的力量，所以维生素C能预防甚至治愈冠心病，控制心肌梗塞和中风发作。鲍林进而认为，心血管病即是一种慢性坏血病或亚临床型坏血病。人的维生素C摄取量，应与动物体内生成的量相当，即每日10—12克。他们还申请了这项疗法的专利。鲍林每日服用的剂量，据说从60年代的每日3克，最后增加到18克。1994年，在逝世前不久接受《英国最适营养杂志》访谈时，鲍林断言“适当应用维生素C和赖氨酸完全能够控制、甚至治愈冠心病、心肌梗塞和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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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鲍林还积极推荐螯合疗法治疗冠心病。EDTA(依地酸盐)是一种螯合剂，临床用于清除体内金属离子的蓄积和中毒。螯合疗法的鼓吹者认为，EDTA螯合疗法可以清除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钙沉积，替代冠状动脉搭桥术；或者认为EDTA可以清除体内的有毒金属，从而减少自由基形成，使动脉粥样硬化修复。然而，这些机制都是凭空想象的，尽管螯合疗法炒得很热，但没有科学根据和临床试验支持。
积极支持保健食品业和旁道医疗[4，5]
鲍林始终坚持大剂量维生素C会给人类带来健康，提倡正分子疗法。1972年，斯坦福大学拒绝了鲍林扩大实验室的要求，同时提醒他已超过退休年龄。1973年5月，他用筹集的款项成立了莱纳斯·鲍林正分子医学研究所。不久，美国精神病学会专题研究组发表了长篇报告，批评正分子精神病学的概念，认为“矫正分子”的想法纯粹是“胡说八道”。尽管鲍林作了激烈的反驳，攻击他们“偏见”，但他的声誉和刚成立的研究所财政遭到沉重的打击，于是次年改名为莱纳斯·鲍林科学与医学研究所，简称鲍林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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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并没有接受医学界的批评，反而与保健食品(或营养品)行业紧密结合，越陷越深。在第一本书《维生素C与感冒》中，鲍林还批评保健食品行业鼓吹所谓的“天然”产品是误导消费者；合成的与天然的维生素完全相同，追求价格昂贵的天然产品徒然浪费金钱；“有机的”食品也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保健食品行业为了推销产品所用的一种行话。但是，由于此书出版后遭到医学界的强烈批评，因此他也一反常态，抱怨对保健食品的批评是“偏激的”，一部分的批评是针对他的，该书再版时也删去了他对保健食品行业的批评。这时鲍林对维生素C的态度，已经不是科学是非的问题，而是纯属恩怨之争了。
由于鲍林的影响力，70年代美国大约有5000万人服用维生素C作为“保健品”，维生素C的需求量迅速上升，批发价格涨了三倍，连续多年的年销售额达数亿美元。药厂欢欣鼓舞，称之为“鲍林效应”。荷夫曼-罗氏(Hoffmann—La Roche)制药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维生素C生产商，获利最多，作为回报每年向鲍林研究所捐赠10万美元。大剂量维生素C疗法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在我国也曾一度风行。上海一所大学的一位著名物理学教授，晚年在记者访谈中说，她坚持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增进健康，这或许是受到鲍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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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是人体正常代谢所必需的基本营养素，生理需要量一般不大。除孕妇和哺乳妇女外，健康成人日常摄取平衡的膳食，无须额外补充。摄取不足或需要量增加时，才须按医嘱服用维生素制剂。大剂量的维生素可能作为药物使用，如大剂量烟酸治疗高脂血症。大剂量的维生素A、D、E、B3和B6都可以产生毒副作用。维生素C 口服或静脉注射500毫克或以上，尿中草酸和尿酸的浓度显著升高，可能促进尿路结石形成。此外，尚可引起腹泻和腹痛。1991年，鲍林医学研究所推荐每日补充的维生素量更大，比通常的日供给量高数十倍乃至200倍。如维生素A 25000 国际单位，维生素E 400―1600 国际单位，维生素C为6―18克。在长期服用的人口中难免不发生副作用。
“大剂量维生素或无机盐疗法”、“正分子疗法”、“正分子营养”和“最适营养”，现在都被归入旁道医疗，或被批评为“营养骗术”，而鲍林研究所推广的正是这类东西。研究所在筹集经费的宣传上，也充满不实之词，例如，为了强调维生素C治疗癌症的价值，就声称多少年来癌症治疗毫无进步，这正是推销癌症灵丹妙药的江湖庸医进行宣传时，诋毁现代医学的惯用手法。1976年，鲍林协助领导美国保健食品业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通过一项法案，旨在削弱FDA保护消费者免受营养品的误导。1977和1979年，他二次接受了美国营养食品协会的颁奖，这个协会是专门制造和销售保健食品商家的组织。1981年，鲍林向美国保健联合会捐款，作为回报该会授予他保健自由贡献奖，并接纳他的女儿为终身会员。保健联合会是一个保健骗术的促销组织，它的一些领导人曾经触犯法律，有的还因从事非法的“保健活动”下狱。1983年，保健食品推销商法尔可尼 (O. Falconi)，因声称维生素C可以预防膀胱癌、控制尿路感染、戒烟戒酒以及清洗胃肠免受咖啡因不良作用的伤害等，遭到虚假产品宣传的指控，鲍林出庭为他辩护。由于英国《自然》杂志和当地报纸的报道，使这一事件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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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与罗宾逊(A. Robinson) 博士的争端表明他缺乏科学态度。罗宾逊是他的学生和助手，帮助他建立了鲍林研究所，成为首任副所长。1978年，罗宾逊研究不同膳食组成对裸小鼠在紫外线照射后皮肤癌发生的影响，发现给予小鼠相当于鲍林推荐于人的1―5克维生素C的剂量时，能促进发生皮肤癌，接受相当于每日100克、接近致死量的维生素C或营养不良组的小鼠，皮肤癌的发生才受到抑制。这与鲍林提倡的维生素C可以防止75%的癌症说法相左，因而他对这项结果非常不满。他公开宣布罗宾逊的研究不适当，属于“业余水平”。罗宾逊不久便被解雇，同时实验动物被处理，资料也被没收销毁。罗宾逊因此状告鲍林研究所毁约和伤害名誉，1983年此案在法庭外以57.5万美元的赔偿了结。鲍林接受《自然》杂志的采访时说，研究所接受这种结案办法，是因为厌倦旷日持久的官司和付出的代价较小，支付的费用只是对罗宾逊失去工作和诉讼费用的补偿。可是，法庭协议书上却明白地写着，其中42.5万美元是对罗宾逊诽谤的赔偿。[28] 1984年，在他处境艰难的时刻，美国化学会授予他普里斯特利(J. Priestley)勋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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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脊医疗是一种旁道医疗，为主流医学所不取。鲍林应邀在整脊医学院作荣誉性演讲，并和听众合影，供他们作宣传之用。1992年，庸医格伯(M. Gerber)和列文(W. M. Levin)因严重玩忽职守、欺骗性执业导致医疗事故受到指控，他先后为他们出庭作证辩护。
现在，与鲍林名字有关的网站很多，内容大都是借鲍林的名字和“正分子理论”推销各种旁道医疗或医疗骗术和产品，包括提倡应用大剂量维生素C治疗阳痿，因为可以“减少(阴茎)动脉壁的Lp (a)粥样斑块”。
鲍林失误的启示
鲍林晚年的失误有很多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生物医学和医疗以及心理学是伪科学、弄虚作假和骗术最常出没的领域。这是因为逻辑结构严密、高度数学化的物理学和化学类学科，具有内在的“防伪能力”；实验条件也易于标准化，结果的对错不难证明。影响生物学实验对象及其环境的因素很多，条件较难控制，容易出现未知因素的影响，结果的不确定性或变异性较大，即在已知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有时错误也不容易发现，别有用心的人易于寻找借口来钻空子。人体“特异功能”和医疗骗术的影响，远比“浅底船”和“水变油”大得多，并且难以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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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的心目中，人体和医疗有一定的神秘性，对医药易产生迷信，加上在这方面传统
文化根深蒂固，科学观念难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总是习惯给观察到的事物加上主观色彩，以适合自己的观点，类似时下所说“跟着感觉走”，凭个人的经验和直觉形成信仰。当前任何一种物品、技术或设计如果声称有保健和治病作用，在强势广告的推动下，就可能在社会上流行开来，要待三、五年才会逐渐消失。所谓的“频谱仪”，只是一种产热发出红外线的简单装置，但是通过广告和媒体神话般的宣传，鼓吹能治疗很多疾病，杜撰出莫须有的“频谱医学”。它不仅赢得老弱病残和一般百姓的信仰，而且得到某些上层人士和医学家的赞扬，甚至号召“攀登频谱医学高峰”。连一点“科技含量”也没有的小红兜——“505神功元气袋”，也曾风靡全国，历久不衰，它的发明人还曾受到过当时最高主政者的个别接见。所以，现在不少吃穿用品的新牌子或新产品，不论真伪，在广告上都要说对健康如何有益，甚至还能治病。
人们习惯地把时间上顺序发生的二个现象或事件联系起来，按照“在前为因，在后为果”的逻辑判断关系，是产生经验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后此谬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拉丁文意为“在此之后，所以因此”，或“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人们生病时常把在前的某个因素或事件当作原因，痊愈后则认为当然是治疗或干预的效果，而且这样的“因果联系”又基本上与大众文化观念相吻合，无形中落入循环论证的窠臼。在科学昌明之前，医生的经验缺乏实证，只能按这种方式积累，传统医疗就是这种经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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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上说，夸大药物治疗效果多半出于良好的愿望，而非有意欺骗。珍重健康、追求医药是人的天性，很多人为此花钱在所不惜，使得医疗保健成为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产业。因此，牟利是产生医疗骗术和伪科学的动力。
“无论科学家怎样有发明才能和想象力，也难免会犯理解性错误，就是说，难免会信奉某个错误的观点，或搞出某个经不起推敲的假说。”[29]我相信，鲍林的失误属于理解性错误。与此不同的是，国内一些科研院所和学校的少数专业人员，受经济利益驱使，不断制造欺骗性的医药保健产品，或者是利用机构和职务的声誉和社会影响，与商家结合，推动伪劣产品的发展。这是一种彻底的异化和堕落。
1980年代末，国内首次有人推出一种“正分子核酸”保健品，鼓吹正分子医学和“核酸营养”。一位著名的化学家、曾是鲍林的学生为那本书作序，称“鲍林创立正分子医学在美国开始并不顺利，经过10-20年艰苦努力，才逐渐为美国广大医学工作者和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发扬光大发展成了核酸代谢疗法。我祝愿正分子医学及其分支核酸代谢疗法，在中国得到比较健康顺利的发展，茁壮成长，迅速开花结果，为人民健康造福。” [30]可惜作序者对医学评价方法和临床试验并不了解。虽然，弗兰克医生(B. Frank)推荐的多吃富含核酸的食品(如沙丁鱼和酵母等)或补充物可“逆转老化过程”，即“无衰老膳食”，曾在美国风行一时，不过早已被认定为骗术而销声匿迹了。[7，31]其实大多数食品都含有核酸，但不能直接被吸收和利用。要是外源性DNA和RNA果真被细胞直接利用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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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近代科学是伴随实验方法诞生的。在生物学和医学上，任何假说必须由实验来检验，以“决定工作假说是否同觉察得到的真实世界相符合。[32]”(René Dubos)
实验方法并非人类天生就有的，而是在探索自然中，经历了种种的错误和挫折，经过漫长时期的神学式和玄想式的争论后，认识到自然规律不是由人主观决定的，最终才找到实验这种认识自然的工具。[33]这是人类认识方法上的巨大飞跃。
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说和逻辑推理，但必须进一步收集自然的事实，借助于实验来检验假说，并采取一种别人能重复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判断成功实验的基本条件就是再现性。对照实验是生物学实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32]任何一种药物或治疗方法的效果，不论是化学药物还是天然本草，最新发明还是祖传经典，以至治疗仪器或手法；也不论动物试验怎样齐全，理论怎样完善，经验怎样有效，都必须采用对照的临床试验进行评价。而且研究结果要在有信誉的期刊上发表，经受同行的批评审议和重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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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在化学上的成就，在于用物理学的最新成就发展了化学，又把现代化学与生物学研究相结合。他不单靠敏锐的直觉提出假说，更是依赖实验方法加以证明。他晚年提出的一些医疗假说，失误不在于他是不是医生，而是他没有遵守评价药物(包括“保健品”)的规则，拒绝严格的临床试验，他的理论和疗法经不起医学实践的检验。“自信某个假说如何正确，并不表明它果真如此。[29]”
第三，对有声望的科学家不能盲目崇拜、尽信其所言，特别是在他们新涉入生物医学领域时。
有成就的科学家往往思想活跃、兴趣广泛，他们常涉足不同的科学领域。泰勒博士说：“具有各种知识和经验丰富的人，比阅历单一的人更可能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创的想法。[32]”毫无疑问，医学研究需要不同门类的科学家参与，成为创新的力量。
然而，在科学家缺乏足够的准备时，对新的领域发言，也有可能是胡思乱想，因为科学与荒谬的界限并非总是截然分明的。而且“人类本来是玄学性而且傲视一切的，总以为与他的感觉有关的头脑所创造的理想也可以代表现实。[33]”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戴森教授(F.J. Dyson 1924―)，不仅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早年是量子力学的巨擘，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且在数学、生命科学和天文学等许多领域优游畅想，也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向往无限宇宙的哲人作家。1973年他在英国的一所大学的演讲中，对生物学未来作惊人之语：利用微生物代谢使原油分解生产各种石油产品以及从空气和海水中提取金属，用牡蛎从海洋中提取黄金，用微生物消除放射性废弃物。[34]这些设想一度颇受重视，但实际证明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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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科学家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但也不能迷信。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梅达沃 (注6)在自己年老时说：一群白发老者“都坚信自己的观点，并且对科学概念的未来发展做着各式各样的断言。其实，在哲学家看来，这些断言未必很有根据。[29]”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指出：科学界的“老人统治是妨碍科学进步的最大因素。……对我们文明的作用必然迟早会像它对希腊和罗马文明所起的作用一样，使科学变成故弄虚玄的东西，过于尊重权威和过去伟大的事迹。[35]”
著名的科学家晚年误入歧途陷于荒谬，在科学史中例子很多。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和物理学家洛奇(注7)晚年都醉心于灵学研究，对巫术深信不疑。克鲁克斯还试图用实验证明巫师表演的“奇迹”是超常现象。当别人识破女巫施术行骗时，他却认为她正直诚实，是精灵显现。[36] 19世纪奥地利化学家赖兴巴赫，晚年声称发现了一种“自然力”，这种“力”无法用仪器测量，只可被能感受“超自然力”的人所感知或看见；并用“感受者”进行试验，力图证明他的“理论”，用以解释许多无法捉摸的现象。其实这些“感受超自然力的”年轻妇女都是具有歇斯底里的特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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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今天的人类像旧石器时代最初的人类一样，沉迷于对神秘事物的崇拜。他们墨守虚幻而简单化的解释，即使这种解释与已知事实不符时仍然如此。我们以采集为生的祖先迷信他们的图腾、巫师或者巫医。现代人对于占卦、纸牌算命以及占星术也有同样的迷信。[38]”近些年来，我国的伪科学和各种科学骗术泛滥，“特异功能”、“气功”以及意念摄物、穿墙术、辟谷术、宇宙意识和转世再生人等争相出台亮相，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科学家和名人的介入，把骗术变成了伪科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我国火箭和核工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位知名物理学家，对特异功能和气功热特别起劲和“振奋”。他说：“祖国大地一声春雷，出现了青少年的人体特异功能，耳朵认字”、“皮肤认字认图，透视以及遥视”，“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是一个体系，蕴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而气功是核心。[39]”由于他的影响不仅成立了全国人体科学工作组，中国人体科学院也随之诞生。一个制造大量骗局的“气功大师”严新(原是中医师)被一些高精尖的实验室奉为上宾，使他应用自己的“外气”创造了多少“神话”和“奇迹”，如“外气”无需与物质接触，在超远距离之外就能完成各种化学、物理反应，改变分子结构和影响细胞成分，当然还有“返老还童、绝症康复和起死回生”等等。(注8①)在北京的中国最著名的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实验室里，“外气”竟改变了放射性同位数镅(241Am)的半衰期。(注8②)这些结果令许多科学家目瞪口呆，惊呼“气功的水平远远超过目前化学、物理学达到的水平”，“实验的结论太可怕了”。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也坚信不移，认为“实验是严谨的”，“结论严格可信”。(注8②)尽管当时外界已经怀疑这些“气功大师”的骗术，但这些科学家也没有去想“气功大师”是否动过手脚。那位著名科学家对这些结果更是兴奋不已，认为研究的“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应立即发表，及时向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注8③)他还说：“从1979年第一次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到(1981年)第二次全国讨论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日新月异。这种热烈气氛不禁令人回忆起六十年前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于现代科学舞台的情景，但是，现在的舞台在人民中国!这难道不令人振奋吗？[39]”其实，他所建构的人体科学，是在不了解当代医学的基础上，罗列一些基础医学和临床学科常识术语，加上一些中医、“气功、特异功能学、民间秘方、气功医疗、特异功能治病、中西医学结合统一临床医学、烹饪工程、饮料工程、快餐工程和烹饪工具”等等，东拼西凑的大杂烩。[40]他所鼓吹的“人体功能态学说”，更是一把万能的金钥匙：“人一旦进入了特异功能态，发挥功能也就很容易了。如何进入功能态的工作做好了，很多问题也就好解决了。[41]” 他 认为鲍林的正分子医学“实际上是中医的观点，即大量的维生素C可以改变功能态，对健康有好处，把你的功能调到一种状态，起了免疫的作用。[39]”他的同事进一步说，“明确地提出了气功功能态和特异功能态作为人的异常功能态存在”，“根本目的是为了挖掘人的潜力，进一步提高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让更多的脑力劳动者经常爆发‘灵感’，大大增加‘天才’出现的频率；让体力劳动者、体育工作者常常处于竞技功能态，人类就成了‘超人’，整个世界面貌将会有更大改变。[42]” 可惜这些科学家的美好想象，是建立在“气功师”们的谎言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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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基本上类似于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或称冥想和坐禅，最早来源于印度的瑜伽。近些年流行的“气功”，有些是类似催眠术，根本不存在什么“外气功”。(注9)“气功师”利用某些人的需要和轻信，采用暗示的方法，激发群众的情绪，使信众进入催眠状态。还有些采用老套的江湖骗术，如装神弄鬼或串伙设局的欺骗手法，为信众“消灾治病”。所谓的特异功能实际是利用魔术手法进行欺骗，这已被明眼人所揭穿。这类骗术并非始自今日，国内外早有记录，不过时隐时现，一遇合适的气候土壤便卷土重来。由于发达的传媒和名人的支持，加上人们偏信神奇鬼怪故事，使得这些骗术迅速蔓延。三十多年前，笔者曾经观察过“钉螺姑娘”的表演，她声称可以看见地下的钉螺(一种传播血吸虫病的小螺蛳)，或者透视人体内部发现“病变”，其实只是拙劣的骗术表演。起初很多人深信不疑，以为她的眼睛真有什么“特异功能”，以致使她行骗持续了近2年，引出一些农村青年竞相仿效，有些专家据此还产生出不少的“科学研究假说”。
医学(包括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哲学都是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人类，另搞一套的所谓“人体科学”，很可能会成为伪科学。虽然世界各国在医疗系统及其实践上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但作为现代科学的医学不应该存在地域的或民族的分野，如果有那是历史的医学，应当纳入医学史和文化人类学的范畴。现代医学不分疆域，都有其共同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原则，新的发现和创造应当接受公认的科学方法的检验，能被不同科学家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验证。因此，在考查我国独有的人体生物学现象(如经络)的发现、创造或传统医疗的效果时，应当取审慎态度。前苏联生物学界的诸位“科学英雄”的兴衰沉浮，以及朝鲜金奉汉博士的“奉汉小体”的破灭等教训，值得汲取。(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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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习惯地问，《美国科学院学报》是质量很高的科学刊物，鲍林的有关正分子疗法的文章怎么能在这上面发表呢？因为他是院士，稿件无需同行评审便可在这个刊物发表，何况好的期刊上未必没有错误或虚假的论文。不过治疗癌症的文章还曾遭到二次退稿。时下浮躁之风吹出一股“名刊迷信”之风，即对一些国际著名的科学期刊顶礼膜拜。这些刊物对学术交流的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但任何好的刊物也未必篇篇俱是真知灼见、至关宏旨，也都需要自己的思考进行批判性阅读。不过，人们的“名刊迷信”和“名奖崇拜”，着眼似乎仍在于功利。舍本逐末渴望一登龙门，是无补于科学事业的。
民主与科学是现代文明的特征，现代社会的支柱。科学的力量，不仅在于发展物质创造，更在于科学精神，其核心是追求真理、不迷信盲从的批判性怀疑与实证态度。鲍林是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英国的《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甚至把他列为人类迄今最伟大的20位科学家之一，与伽里略、牛顿和达尔文等科学巨人齐名，20世纪只有他与爱因斯坦比肩。但美国医学界并未因此轻信他的正分子医学、大剂量维生素疗法，而是持批判的态度加以考察，用临床试验加以检验，结果证明他是错误的。因此，社会民主是保障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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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威尔金斯(M. Wilkins)和富兰克林(R. Franklin)应用X射线衍射技术证实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威尔金斯同沃森和克里克分享了诺贝尔奖。
注2：朱克坎德(Emile Zuckerkandl 1922)1958年去鲍林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他和鲍林发现，各种不同的灵长类动物的血红蛋白氨基酸序列的变异度，似与假说的进化关系直接有关。这项研究导致他提出“分子钟”(“molecular clock”)学说，成为分子进化研究的奠基人。现在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同源蛋白质或基因序列来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的方法已被普遍使用，成为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注3：旁道医疗与/或补充疗法 (alternative /complementary medicine)系指声称有治疗效果，但未经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加以评价或证明，医学界未予公认的各种医术或医疗方法。这类医疗在理论上与现代医学也不相容的。亦有人译作另类疗法和替代与补充医学，后者容易使人对这类医疗产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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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药物与医疗通讯》(The Medical Letter on Drugs and Therapeutics)美国出版的一份反对庸医骗术和医疗欺诈的刊物。
注5：原文名为：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注6：梅达沃(Sir Peter Medawar 1915-87)英国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对现代细胞免疫学、HLA抗原和移植免疫贡献很大，获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注7：克鲁克斯爵士(Sir W. Crookes 1832―1919)元素铊发现者，提出克鲁克斯幅射计原理，对阴极射线研究有重大贡献。洛奇爵士(Sir O.J. Lodge 1851-1940)发明无线电检波器。赖兴巴赫(K. von Reichenbach)因从木焦油中发现杂酚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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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引文来自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年出版的《严新气功科学实验记录》(经纬、艾人著)。其中包括一些科学家已经发表的有关文章和研究论文，以及一些著名科学家的肯定评价。①48-314；②115-142，200-201；③94-105。
注9：气功类似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在暗示性语言和特殊的环境下，运用自我心理调节技巧，达到入静或一种超逸境界，用以摆脱精神压力与焦虑的“放松养性”的方法。有些“气功师”则是采用特殊节奏的语音、话语和环境进行诱导，使信众进入催眠状态，根本不是“外气功”的作用。轻信、喜欢沉溺于幻想和求愿的信众特别容易接受暗示。(①张春兴：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93211; ②Morris CG: Psychology 6ed. NJ: Prentice Hall, 1988:148-151)催眠术是一种古老暗示的疗法，曾经作为轻型精神疾病的辅助疗法，现已不用；目前有人用于缓解疼痛。超觉静坐缺乏治疗作用的证据。(Barrow KA & Jacob BP: Mind-body medicine. Med Clin N Am 2002; 86: 11-31)其实，现在的静坐和“传统气功”都来源于瑜伽(Yoga)，在2500年前，释迦牟尼学道时，印度就“已有许多人做这种‘瑜伽’”。现在佛教中“禅修”或藏密“气功”都是同样的锻炼身体的方法。(①胡适：中国禅学的发展，见：胡颂平编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校订版. 第四册，1292-1297，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②巨赞(1956)：禅修的医疗作用及其可能发生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巨赞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14-126；巨赞(1956)：关于藏密的“气功”同上书127-138；③荣格(杨宾儒译)：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7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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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20世纪40—50年代，前苏联专制统治时期，生物学界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伪科学家，其中二位是科学院院士，曾被我国广为宣传，奉为科学教育界的楷模，后斯大林时代被揭露，并讥为“科学英雄”。第一位是农学家李森科。他弄虚作假，鼓吹“获得性遗传”，并利用政治权势残酷打击、迫害异己的科学家。第二位是生物学教师勒柏辛斯卡娅。她发现的“活质”，据称是非细胞的生命结构单位，其实是一种脂肪颗粒。第三位是微生物学家波希扬。他宣称细菌与病毒可相互转变，任意变成滤过型，否定“种”的存在，声称免疫就是病原体的滤过型与其原型之间的斗争。
1966年，朝鲜的金奉汉博士宣称，他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人体经络系统的物质基础，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奉汉小体”，沿经络分布。我国的《人民日报》立即将这一“发现”在头版转载。后来证明这项结果系作伪，金奉汉因此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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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初稿在鲍林逝世的第二年——1995年写成，在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12(6)：30-34发表，编辑部删去了一段文字。本文是2002年7月参考了托马斯•哈格著：《鲍林》和鲍林研究所(Linus Pauling Institute)的 lpi@oregonstate.edu等网站资料，补充了第一节鲍林生平的细节和螯合疗法治疗冠心病等旁道医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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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讯地址：安徽省 合肥市 230032 安徽医科大学 25号信箱 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 email: sxzu@mail.hf.ah.cn
正分子医学也传入中国，早在80年代末，杨秉渊、王中侃、戴连等人曾搞出一种“正分子核酸”保健品，是核酸营养骗局在中国的首次亮相，不过不如后来的珍奥核酸有名。杨等人在1995年由杨秉渊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正分子核酸和代谢疗法》1995年由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即是鼓吹正分子医学和“核酸营养”的，由鲍林的学生、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作序(杨、王都是卢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序中称：“鲍林创立正分子医学在美国开始并不顺利，经过10—20年艰苦努力，才逐渐为美国广大医学工作者和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发扬光大发展成了核酸代谢疗法。我祝愿正分子医学及其分支核酸代谢疗法，在中国得到比较健康顺利的发展，茁壮成长，迅速开花结果，为人民健康造福。因而我欣然命笔为此书作序，以表达对我的老师鲍林的敬意与怀念之情。”《正分子核酸和代谢疗法》，(感谢作者。更新日期：2003年10月20日 医学捌号楼), 百拇医药(安徽医科大学 祖述宪)
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 Pauling，1901―1994 ) 是美国著名的化学家。他极富个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开拓边缘学科，在化学的许多领域卓有建树，是20世纪伟大的化学家。
1901年，鲍林出生于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药剂师。他自幼聪慧超群，喜好博览群书，被誉为科学奇才。由于年少失怙，家道中落，16岁时就近入俄勒冈农学院学习化学。大学毕业后赴加州理工学院深造，他迅速掌握了具有革命性的X射线衍射技术，进行晶体结构研究，1925年获博士学位。那是物理学的新时代，继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后，量子力学正在迅速发展，为20世纪科技的突飞猛进铺平了道路。当时欧洲是科学革命的中心，物理学大师群星灿烂。1926年鲍林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赴德国进修，师从索末菲、玻恩和海森伯。次年回国，一直从事化学键本质的研究。他创立了杂化键轨道理论和共振论，把经典的化学理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从而改写了20世纪的化学。1931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1933年入选美国科学院，也是该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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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开始，他把结构化学应用于生物学，在抗原和抗体蛋白质结构的研究上，把抗体生成的直接模板学说发展得更加完善。在40年代，鲍林在生物学上做出了两项重大的贡献：一是与科里(R. Corey)阐明了蛋白质的α螺旋结构；二是证明镰状细胞贫血是由于血红蛋白的变异，说明人的遗传性疾病系由于突变基因表达产生的异常蛋白质，首先提出分子疾病的概念。1957年，英格拉姆(V. Ingram)证明，镰状细胞血红蛋白(HbS)是由于正常血红蛋白中的谷氨酸被缬氨酸所取代。
1950年代初，正在热衷于蛋白质结构研究的鲍林，理所当然地参与了问鼎DNA结构的角逐。但是，尽管艾弗里(O. Avery)的实验已经指出(1944) DNA是遗传物质，当时大多数的遗传学家仍然认为DNA相对于蛋白质可能只是一种结构性成分。鲍林也同意遗传物质是蛋白质，而不可能是核酸。由于从细胞核中提取纯的DNA非常困难，清晰的DNA X射线照片不易获得，他曾经多次向英国科学家威尔金斯(M. Wilkins)和富兰克林(R. Franklin)借阅DNA的X射线资料，未果。(注1)他提出的DNA结构尽管有“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沃森和克里克的双螺旋模型的建造方法是鲍林所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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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鲍林因阐明了化学键的本质和分子结构的基本原理获诺贝尔化学奖。根据诺贝尔的遗嘱，他的奖只颁给单项的重大发现，而不授予获得一批重要研究成果的科学家。鲍林获奖首次突破了这条原则。
60年代初期，朱克坎德(E. Zuckerkandl)和鲍林提出，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同源蛋白质来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注2)这种方法已被普遍使用，成为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鲍林又是“主张自由表达信仰的理想主义者”和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他直言不讳、话语尖锐，坚持己见，决不退让。二战结束后，他积极参与反战活动，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的战争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奔走世界各地，唤起社会大众对核污染威胁的关注，不遗余力地反对核试验，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1958年1月，他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由他起草并征得49个国家的11 000多位科学家签名的《科学家反对核武器试验宣言》，要求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1963年10月10日美苏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之日，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1962年和平奖授予这位坚持不渝的反核斗士。鲍林是迄今仅有的两度单独获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由于他对化学与和平运动的贡献，他获得的荣誉学位和奖项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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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深受学生的爱戴，大多数学生把他视作精神领袖。他去山中沉思静修，接受神的启示，然后再把神授意旨传达给大众。他曾被选为美国哲学会的副理事长，这个学会是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的知识分子俱乐部。然而，他在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上又是颇有争议的人物。在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后，他更加坚持己见，猛烈抨击美国政府的政策，明显地与公众舆论脱节。他既被视为具有敏感直觉、敢于冒险、不敬权贵、富有魅力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自命不凡、一贯正确、桀骜不驯和我行我素的怪人，他的官司接连不断和失败，以至“声名狼藉”。美国主流媒体对他的政治观点颇有微词，甚至认为是“荒诞不经”，对他获诺贝尔和平奖也不以为然，他曾担任过主席的美国化学会的学报编辑也冷眼相待，只在学报很不显眼的地方提及此事。
50年代开始，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和化学系教授们已经对鲍林有些不满，抱怨他“竭力发展个人所迷恋的化学生物学，远离了该系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根基”。1964年他悻然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去圣巴巴拉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不久便发现那里也令他失望，无法实现他的宏大政治理想，又没有实验室，于是打算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这里的化学系主任曾是他的学生，但被校长否决。1967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接受他担任研究教授，二年后去了斯坦福大学，成为“学术界的流浪汉、漂泊谋生”，至1973年创立自己的研究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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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晚年致力于“营养保健”的研究，鼓吹正分子医学(orthomolecular medicine)、大剂量维生素疗法和其他旁道医疗，(注3)支持庸医骗术，由于他的科学家声誉致使谬种流传，在社会上产生不良的影响，遭到美国医学界的一致批评。[4，5]
其实，卓越的科学家在晚年误入歧途，鼓吹与科学格格不入的东西或者迷恋方术，科学史上并不罕见。当前我国的伪科学和骗术盛行，庸医假药泛滥成灾，其中就有不少科学家的参与。因此，对鲍林的晚年失误加以讨论，有其现实意义。
正分子疗法[4—7]
50年代初期，精神病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少数精神科医生采用大剂量维生素辅助治疗严重精神病，后来扩大到应用无机盐。1965年的一天，鲍林偶然见到一本《精神病学中的尼克酸疗法》，作者是加拿大一个精神病研究所的所长。鲍林虽然缺乏精神病学知识，但他对精神病的生化机制很感兴趣，对文中所说的大剂量尼克酸(维生素B3)“对精神分裂症的大脑功能有相当积极的疗效”，而没有副作用，感到惊奇和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就一直醉心于“正分子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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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鲍林与精神科医生霍金斯(D. Hawkins)的著作《正分子精神病学(orthomolecular psychiatry)：一种治疗方法》问世。其假说是：人的大脑是一种分子—电子能激发的场所，通过复杂的生化机制发送信号，这个机制的必需营养由代谢物提供。而精神疾病是由于体内化学分子失衡引起的，所以，应用正常存在于人体的营养素以“最适分子和最适剂量”可以矫正分子平衡，为大脑提供最适宜的分子环境，达到治疗目的。因此，他提倡应用大剂量维生素或无机盐治疗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和躯体疾病，包括过敏性疾病、关节炎、高血压、癫痫、代谢病和皮肤病，称这些为正分子疗法或正分子医学。
然而，他的假说不仅缺乏科学证据，而且也不愿意认真进行临床试验，因而遭到医学家和营养学家的一致反对。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专题研究报告指出：大剂量维生素治疗不仅缺乏理论基础，诊断和治疗反应评价以及心理测试的方法既不可靠也缺乏特异性。报告结论是用词最严厉的批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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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评审和批评仔细审查了，大剂量维生素支持者以及试图重复他们的基础和临床工作的研究者的论文。结论是大剂量维生素支持者的论文可靠性差。由于他们在过去10年里一直拒绝进行对照试验和以科学上可接受的方式报告新的结果，致使他们的论文的可靠性更形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本专题研究组认为，他们运用像“大剂量维生素疗法”和“正分子治疗”等真正用词不当的流行语，通过广播、通俗出版物和大众书刊进行大规模广告宣传，应当受到谴责。”
1979年，美国国立精神健康研究院研究咨询委员会审阅了有关的科学资料后认为：大剂量维生素疗法不仅无效，而且可能有害。美国国防部专题委员会也调查了这一疗法，决定从军人家属的医疗保险项目覆盖中删除这种治疗。
美国儿科学会和加拿大儿科学会的营养委员会，先后在报告中揭露，大剂量水溶性维生素和无机盐治疗儿童的智能低下、神经症、孤独症、诵读困难和其他学习障碍有效的临床报告很不可靠，是虚假的，尽管在信仰者中已经形成一种“狂热宗教”。[9，10] 大剂量补充维生素或无机盐疗法并不能提高智能低下儿童的智商，也不能改善先天性愚型的行为和智力。[11]这些报告警告说，未能证明这种治疗对上述疾病有任何益处，还可能招致严重毒性反应。[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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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剂量维生素C防治感冒
鲍林晚年的兴趣集中在大剂量维生素C上，与他不愉快的经历多少有些关系。1950年代末，鲍林在圣地亚哥医学会的一个聚会上演讲，医生们举杯饮酒、谈笑自若，令他恼火。随后他觉得医学界请他演讲的酬金同医生的不相称，受到怠慢，为此耿耿于怀，促使鲍林在维生素C问题上挑起争论。[4]
1966年3月，鲍林获卡尔·纽伯格奖，这是对“医学与生物学新知识进行综合研究”的奖励。斯塔腾岛的欧文•斯通(I. Stone)特意前去颁奖会企图结识鲍林，数天后他写信奉承鲍林，并大谈维生素C对健康和治疗疾病的作用，劝鲍林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预防感冒。斯通说他早就对维生素C有研究，并且获得了维生素C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专利。他认为，人自身不能合成维生素C，是由于进化过程中遗传变异导致一种酶的缺乏，因此坏血病不单纯是营养缺乏症，而是一种遗传性缺陷。根据各地的报道，他认为大剂量维生素C能治疗包括炎症、胶原病、心脏病和癌症在内的很多疾病。他和妻子每天服3克维生素C，增进了健康。可是，斯通的有关论文却屡遭医学刊物的拒绝。他自投鲍林门下，显然是为开发“保健品”寻求支持。他自称是“生物化学家”，实际上是酿造工程师，只有化学专业2年的学历，博士学位是一所未经认证的学院授予的。开始鲍林并不相信他，但斯通的“理论”打动了他，觉得此人的建议值得一试。于是便和妻子爱娃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果然出现“神奇的”效果，他们“顿感精神日佳，也不感冒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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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C又称抗坏血酸，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人体必须从外界获得，缺乏可导致坏血病。成人的膳食标准日供给量(RDA)为60毫克，每日服250―300 毫克，几天内即达到饱和状态，过量吸收则排出体外。因此，美国医学会推荐(1987)，维生素C每日的预防剂量为50―100毫克，治疗缺乏症为 250—500毫克。[12]英国推荐的维生素C成人日摄取量为40毫克。[13]由于维生素C具有抗氧化作用，人们一直推测它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如1930年代就有维生素C防治感冒的报告，如Ruskin(1938)、Cowan等(1942)和Ritzel(1961)等的研究，但疗效并未得到证明，也没有引起重视。
1970年，鲍林的《维生素C与感冒》出版，声称维持健康所需要的维生素和其它营养素因人而异，差别悬殊，许多人的需要量远比日供给量大得多。一般人每日口服维生素C 1克，感冒的发病率可以下降近一半，有些人的需要量更大达到4克。并且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关于矫正分子的假说和斯通的进化概念。由于当时社会出现追求“自然健康”和“天然食品”热，加上以他的科学家地位“现身说法”，该书立即畅销美国，维生素C的身价因此陡增，销售量直线上升，以致“供不应求，超出了生产能力”。同时，鲍林还抨击医学界和药厂，为了感冒药的销售和医学刊物的广告利益，企图抹杀维生素C的有效证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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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鲍林挑起了一场大辩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迅速作出反应，指出全国范围的维生素C热是“荒唐可笑的”，“尚无科学证据，而且没有重要的研究可以表明维生素具有防治感冒的作用。”医学界同样对鲍林提出激烈的批评，认为这本书的观点 “只不过是理论推测而已”。《美国医学会杂志》评论说：“在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哲学家或科学家作出的论述，而是一个为了推销某种货物的广告商声嘶力竭的叫卖，……甚至那些吹捧鲍林的人，也不希望他写这么一本书。”《药物与医疗通讯》批评说，鲍林的结论“是根据胡思乱想或很不严谨的临床研究得出的，因而是一家之言。”(注4)鲍林曾经试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自己观点，但未能如愿，论文被退回。[4]
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迄今尚无特效药物，病程为自限性，不治自愈。一个人每年可以多次患感冒，每次轻重不同。评价这类疾病的药物的防治效果，尤其需要采用随机对照双盲的临床试验。
在鲍林的《维生素C与感冒》问世之前，其实已有一些很好的研究，否定了维生素C防治感冒的作用。如1967年英国蒂勒尔( D.A.J. Tyrrell)领导的感冒研究组进行的志愿者实验：试验组每日口服维生素C 3克，对照组服安慰剂，再用病毒攻击，两组的感冒发生率、病程和病情轻重完全相同，结论是维生素C预防无效。[14] 但鲍林认为过去的研究无效，是因为使用剂量太小和资料分析不当。[15]因此医学家重新进行了维生素C防治感冒的临床试验，结果至少有16篇设计周密的对照双盲实验证明，除个别研究出现维生素C试验组的症状略微减轻外，其余的均显示大剂量维生素C无预防感冒的作用。[16—19，21—24]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安德森领导的研究组先后进行三项临床试验：第一项结果是，大剂量维生素C组比对照组的感冒发病率低，症状较轻，统计学差别有显著性，但实际意义不大。[20] 第二项试验则完全无效，[21] 第三项试验是应用较小剂量的维生素C，每周口服500毫克的实验组患感冒较对照组为轻。[22] 施瓦茨等给志愿者每日口服3克维生素C，连续14天，然后用感冒病毒攻击，结果未发现有预防作用，患病天数没有缩短，仅症状略有减轻。[23]这些研究说明，维生素C预防感冒无效，“减轻症状的作用”也很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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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仔细一提的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中进行的一项防治实验。[24]受试志愿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口服维生素C片，对照组服安慰剂乳糖片，观察效果的医生和受试者都不知道谁或自己服的是什么药，即双盲试验。由于维生素C味酸，乳糖味甜，于是受试者中有102人试图咬碎药片通过尝味道猜出所服的药物，其中79人猜中。结果是，如按服维生素C或乳糖二组进行分析，前一组患感冒的症状较后一组轻。但仔细分析发现，维生素C组猜中者，感冒的病情较对照轻，病程短；未猜中者，则二组没有差别。再进一步分析9个月观察期间的感冒≥2次的发病率，结果是猜维生素C实际是乳糖对照的为18%，猜乳糖但是维生素C的为67%，未猜的维生素C组36%，未猜的对照组47%。[24]这进一步说明，双盲试验消除主观成见在评价效果中的重要性，当人们对一种药物或疗法产生信仰时，可以出现虚假的效果，即安慰作用。
然而，鲍林固执己见，要他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1976年他的书再版，改名为《维生素C与感冒和流感》。推荐的维生素C剂量更大，并且针对医学界的批评专门增加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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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剂量维生素C防治癌症与心脏病[4—7]
1979年，鲍林与卡梅伦(E. Cameron)的著作《维生素C与癌症》出版，宣称大剂量维生素C对癌症有效。1986年，在《怎样才能长寿与健康》一书中，鲍林把大剂量维生C说成是万应灵丹妙药，“可以增进健康，增加生活乐趣，有助于防治心脏病、癌症和其它疾病，并且延缓衰老。”他自称每日至少口服12克，患感冒时增加到40克。1993年，鲍林患前列腺癌接受放射治疗时断言，他由于长期服维生素C使癌症发病延迟了二十年。这种说法当然纯属臆测或自慰，不幸他仍死于癌症。
卡梅伦是苏格兰一所医院的外科医生，他在1966年出版的《透明质酸酶与癌症》中称：癌症产生透明质酸酶使细胞间质溶解，是癌细胞扩散的原因，维生素C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同时可抑制透明质酸酶，因此可以加强细胞间质，具有防止癌细胞扩散的作用。1971年他写信给鲍林，讲述自己应用维生素C 治疗晚期癌症病人的发现，每日10克或更大剂量的维生素C，可使癌症进展变慢、肿块缩小。鲍林对此非常重视，回信说“我感到你的思想的确很重要，而且很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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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鲍林帮助卡梅伦整理维生素C与透明质酸酶的理论，总结治疗经验，结论是每日口服维生素C10克对100例晚期癌症病人有延长生存的作用。为了保证发表，鲍林将论文寄往《美国科学院学报》，(注5)但仍遭到一再退稿，使他大为吃惊。最后只好把临床应用维生素C的建议作了低调处理，才得以发表。[25，26]尽管这篇文章中有1000例病人作为对照组，但这些病人是别的医生经治的，与卡梅伦治疗组的100例不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临床研究部主任德威斯(W. DeWys)指出，两组癌症病人的临床判断标准和治疗方法都是不可比的，而且未采用双盲法评定效果。由于卡梅伦把自己的病人“不治之症”的标准降低，所以生存期比别的医生治疗的病人延长。
1979、1983和1985年，美国著名的梅奥医院(Mayo Clinic)先后三次，在总共367例晚期癌症病人中进行随机对照双盲临床试验，试图加以验证，结果是每日给予维生素C 10克并不比安慰剂对照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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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德国青年医生拉思(M. Rath)向鲍林讲述了他的维生素C与脂蛋白(a)和心血管病之间关系的理论，这重新点燃了鲍林研究心血管病的热情。对于鲍林来说，任何能说明维生素C有益的建议，他都会欢迎。
脂蛋白(a)[Lp(a)]是由肝脏产生的富含胆固醇的脂蛋白，可与血管内膜和动脉壁结合，导致胆固醇积聚，因此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拉思认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由于主要是摄取富含维生素C的植物性食物，以致自身丧失合成能力。维生素C缺乏导致Lp(a) 替代沉积在动脉壁，是动脉粥样斑块形成的原因。由于动物自身能产生维生素C，血浓度很高， Lp(a)的浓度很低。因此，鲍林等认为，维生素C是Lp(a)的抑制剂，可以降低Lp(a)的血液含量，可减少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同时维生素C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而胶原蛋白是结缔组织的主要成分，因此维生素C可加强皮肤和血管壁的力量，所以维生素C能预防甚至治愈冠心病，控制心肌梗塞和中风发作。鲍林进而认为，心血管病即是一种慢性坏血病或亚临床型坏血病。人的维生素C摄取量，应与动物体内生成的量相当，即每日10—12克。他们还申请了这项疗法的专利。鲍林每日服用的剂量，据说从60年代的每日3克，最后增加到18克。1994年，在逝世前不久接受《英国最适营养杂志》访谈时，鲍林断言“适当应用维生素C和赖氨酸完全能够控制、甚至治愈冠心病、心肌梗塞和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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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鲍林还积极推荐螯合疗法治疗冠心病。EDTA(依地酸盐)是一种螯合剂，临床用于清除体内金属离子的蓄积和中毒。螯合疗法的鼓吹者认为，EDTA螯合疗法可以清除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钙沉积，替代冠状动脉搭桥术；或者认为EDTA可以清除体内的有毒金属，从而减少自由基形成，使动脉粥样硬化修复。然而，这些机制都是凭空想象的，尽管螯合疗法炒得很热，但没有科学根据和临床试验支持。
积极支持保健食品业和旁道医疗[4，5]
鲍林始终坚持大剂量维生素C会给人类带来健康，提倡正分子疗法。1972年，斯坦福大学拒绝了鲍林扩大实验室的要求，同时提醒他已超过退休年龄。1973年5月，他用筹集的款项成立了莱纳斯·鲍林正分子医学研究所。不久，美国精神病学会专题研究组发表了长篇报告，批评正分子精神病学的概念，认为“矫正分子”的想法纯粹是“胡说八道”。尽管鲍林作了激烈的反驳，攻击他们“偏见”，但他的声誉和刚成立的研究所财政遭到沉重的打击，于是次年改名为莱纳斯·鲍林科学与医学研究所，简称鲍林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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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并没有接受医学界的批评，反而与保健食品(或营养品)行业紧密结合，越陷越深。在第一本书《维生素C与感冒》中，鲍林还批评保健食品行业鼓吹所谓的“天然”产品是误导消费者；合成的与天然的维生素完全相同，追求价格昂贵的天然产品徒然浪费金钱；“有机的”食品也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保健食品行业为了推销产品所用的一种行话。但是，由于此书出版后遭到医学界的强烈批评，因此他也一反常态，抱怨对保健食品的批评是“偏激的”，一部分的批评是针对他的，该书再版时也删去了他对保健食品行业的批评。这时鲍林对维生素C的态度，已经不是科学是非的问题，而是纯属恩怨之争了。
由于鲍林的影响力，70年代美国大约有5000万人服用维生素C作为“保健品”，维生素C的需求量迅速上升，批发价格涨了三倍，连续多年的年销售额达数亿美元。药厂欢欣鼓舞，称之为“鲍林效应”。荷夫曼-罗氏(Hoffmann—La Roche)制药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维生素C生产商，获利最多，作为回报每年向鲍林研究所捐赠10万美元。大剂量维生素C疗法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在我国也曾一度风行。上海一所大学的一位著名物理学教授，晚年在记者访谈中说，她坚持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增进健康，这或许是受到鲍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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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是人体正常代谢所必需的基本营养素，生理需要量一般不大。除孕妇和哺乳妇女外，健康成人日常摄取平衡的膳食，无须额外补充。摄取不足或需要量增加时，才须按医嘱服用维生素制剂。大剂量的维生素可能作为药物使用，如大剂量烟酸治疗高脂血症。大剂量的维生素A、D、E、B3和B6都可以产生毒副作用。维生素C 口服或静脉注射500毫克或以上，尿中草酸和尿酸的浓度显著升高，可能促进尿路结石形成。此外，尚可引起腹泻和腹痛。1991年，鲍林医学研究所推荐每日补充的维生素量更大，比通常的日供给量高数十倍乃至200倍。如维生素A 25000 国际单位，维生素E 400―1600 国际单位，维生素C为6―18克。在长期服用的人口中难免不发生副作用。
“大剂量维生素或无机盐疗法”、“正分子疗法”、“正分子营养”和“最适营养”，现在都被归入旁道医疗，或被批评为“营养骗术”，而鲍林研究所推广的正是这类东西。研究所在筹集经费的宣传上，也充满不实之词，例如，为了强调维生素C治疗癌症的价值，就声称多少年来癌症治疗毫无进步，这正是推销癌症灵丹妙药的江湖庸医进行宣传时，诋毁现代医学的惯用手法。1976年，鲍林协助领导美国保健食品业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通过一项法案，旨在削弱FDA保护消费者免受营养品的误导。1977和1979年，他二次接受了美国营养食品协会的颁奖，这个协会是专门制造和销售保健食品商家的组织。1981年，鲍林向美国保健联合会捐款，作为回报该会授予他保健自由贡献奖，并接纳他的女儿为终身会员。保健联合会是一个保健骗术的促销组织，它的一些领导人曾经触犯法律，有的还因从事非法的“保健活动”下狱。1983年，保健食品推销商法尔可尼 (O. Falconi)，因声称维生素C可以预防膀胱癌、控制尿路感染、戒烟戒酒以及清洗胃肠免受咖啡因不良作用的伤害等，遭到虚假产品宣传的指控，鲍林出庭为他辩护。由于英国《自然》杂志和当地报纸的报道，使这一事件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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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与罗宾逊(A. Robinson) 博士的争端表明他缺乏科学态度。罗宾逊是他的学生和助手，帮助他建立了鲍林研究所，成为首任副所长。1978年，罗宾逊研究不同膳食组成对裸小鼠在紫外线照射后皮肤癌发生的影响，发现给予小鼠相当于鲍林推荐于人的1―5克维生素C的剂量时，能促进发生皮肤癌，接受相当于每日100克、接近致死量的维生素C或营养不良组的小鼠，皮肤癌的发生才受到抑制。这与鲍林提倡的维生素C可以防止75%的癌症说法相左，因而他对这项结果非常不满。他公开宣布罗宾逊的研究不适当，属于“业余水平”。罗宾逊不久便被解雇，同时实验动物被处理，资料也被没收销毁。罗宾逊因此状告鲍林研究所毁约和伤害名誉，1983年此案在法庭外以57.5万美元的赔偿了结。鲍林接受《自然》杂志的采访时说，研究所接受这种结案办法，是因为厌倦旷日持久的官司和付出的代价较小，支付的费用只是对罗宾逊失去工作和诉讼费用的补偿。可是，法庭协议书上却明白地写着，其中42.5万美元是对罗宾逊诽谤的赔偿。[28] 1984年，在他处境艰难的时刻，美国化学会授予他普里斯特利(J. Priestley)勋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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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脊医疗是一种旁道医疗，为主流医学所不取。鲍林应邀在整脊医学院作荣誉性演讲，并和听众合影，供他们作宣传之用。1992年，庸医格伯(M. Gerber)和列文(W. M. Levin)因严重玩忽职守、欺骗性执业导致医疗事故受到指控，他先后为他们出庭作证辩护。
现在，与鲍林名字有关的网站很多，内容大都是借鲍林的名字和“正分子理论”推销各种旁道医疗或医疗骗术和产品，包括提倡应用大剂量维生素C治疗阳痿，因为可以“减少(阴茎)动脉壁的Lp (a)粥样斑块”。
鲍林失误的启示
鲍林晚年的失误有很多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生物医学和医疗以及心理学是伪科学、弄虚作假和骗术最常出没的领域。这是因为逻辑结构严密、高度数学化的物理学和化学类学科，具有内在的“防伪能力”；实验条件也易于标准化，结果的对错不难证明。影响生物学实验对象及其环境的因素很多，条件较难控制，容易出现未知因素的影响，结果的不确定性或变异性较大，即在已知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有时错误也不容易发现，别有用心的人易于寻找借口来钻空子。人体“特异功能”和医疗骗术的影响，远比“浅底船”和“水变油”大得多，并且难以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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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的心目中，人体和医疗有一定的神秘性，对医药易产生迷信，加上在这方面传统
文化根深蒂固，科学观念难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总是习惯给观察到的事物加上主观色彩，以适合自己的观点，类似时下所说“跟着感觉走”，凭个人的经验和直觉形成信仰。当前任何一种物品、技术或设计如果声称有保健和治病作用，在强势广告的推动下，就可能在社会上流行开来，要待三、五年才会逐渐消失。所谓的“频谱仪”，只是一种产热发出红外线的简单装置，但是通过广告和媒体神话般的宣传，鼓吹能治疗很多疾病，杜撰出莫须有的“频谱医学”。它不仅赢得老弱病残和一般百姓的信仰，而且得到某些上层人士和医学家的赞扬，甚至号召“攀登频谱医学高峰”。连一点“科技含量”也没有的小红兜——“505神功元气袋”，也曾风靡全国，历久不衰，它的发明人还曾受到过当时最高主政者的个别接见。所以，现在不少吃穿用品的新牌子或新产品，不论真伪，在广告上都要说对健康如何有益，甚至还能治病。
人们习惯地把时间上顺序发生的二个现象或事件联系起来，按照“在前为因，在后为果”的逻辑判断关系，是产生经验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后此谬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拉丁文意为“在此之后，所以因此”，或“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人们生病时常把在前的某个因素或事件当作原因，痊愈后则认为当然是治疗或干预的效果，而且这样的“因果联系”又基本上与大众文化观念相吻合，无形中落入循环论证的窠臼。在科学昌明之前，医生的经验缺乏实证，只能按这种方式积累，传统医疗就是这种经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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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上说，夸大药物治疗效果多半出于良好的愿望，而非有意欺骗。珍重健康、追求医药是人的天性，很多人为此花钱在所不惜，使得医疗保健成为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产业。因此，牟利是产生医疗骗术和伪科学的动力。
“无论科学家怎样有发明才能和想象力，也难免会犯理解性错误，就是说，难免会信奉某个错误的观点，或搞出某个经不起推敲的假说。”[29]我相信，鲍林的失误属于理解性错误。与此不同的是，国内一些科研院所和学校的少数专业人员，受经济利益驱使，不断制造欺骗性的医药保健产品，或者是利用机构和职务的声誉和社会影响，与商家结合，推动伪劣产品的发展。这是一种彻底的异化和堕落。
1980年代末，国内首次有人推出一种“正分子核酸”保健品，鼓吹正分子医学和“核酸营养”。一位著名的化学家、曾是鲍林的学生为那本书作序，称“鲍林创立正分子医学在美国开始并不顺利，经过10-20年艰苦努力，才逐渐为美国广大医学工作者和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发扬光大发展成了核酸代谢疗法。我祝愿正分子医学及其分支核酸代谢疗法，在中国得到比较健康顺利的发展，茁壮成长，迅速开花结果，为人民健康造福。” [30]可惜作序者对医学评价方法和临床试验并不了解。虽然，弗兰克医生(B. Frank)推荐的多吃富含核酸的食品(如沙丁鱼和酵母等)或补充物可“逆转老化过程”，即“无衰老膳食”，曾在美国风行一时，不过早已被认定为骗术而销声匿迹了。[7，31]其实大多数食品都含有核酸，但不能直接被吸收和利用。要是外源性DNA和RNA果真被细胞直接利用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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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近代科学是伴随实验方法诞生的。在生物学和医学上，任何假说必须由实验来检验，以“决定工作假说是否同觉察得到的真实世界相符合。[32]”(René Dubos)
实验方法并非人类天生就有的，而是在探索自然中，经历了种种的错误和挫折，经过漫长时期的神学式和玄想式的争论后，认识到自然规律不是由人主观决定的，最终才找到实验这种认识自然的工具。[33]这是人类认识方法上的巨大飞跃。
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说和逻辑推理，但必须进一步收集自然的事实，借助于实验来检验假说，并采取一种别人能重复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判断成功实验的基本条件就是再现性。对照实验是生物学实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32]任何一种药物或治疗方法的效果，不论是化学药物还是天然本草，最新发明还是祖传经典，以至治疗仪器或手法；也不论动物试验怎样齐全，理论怎样完善，经验怎样有效，都必须采用对照的临床试验进行评价。而且研究结果要在有信誉的期刊上发表，经受同行的批评审议和重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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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在化学上的成就，在于用物理学的最新成就发展了化学，又把现代化学与生物学研究相结合。他不单靠敏锐的直觉提出假说，更是依赖实验方法加以证明。他晚年提出的一些医疗假说，失误不在于他是不是医生，而是他没有遵守评价药物(包括“保健品”)的规则，拒绝严格的临床试验，他的理论和疗法经不起医学实践的检验。“自信某个假说如何正确，并不表明它果真如此。[29]”
第三，对有声望的科学家不能盲目崇拜、尽信其所言，特别是在他们新涉入生物医学领域时。
有成就的科学家往往思想活跃、兴趣广泛，他们常涉足不同的科学领域。泰勒博士说：“具有各种知识和经验丰富的人，比阅历单一的人更可能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创的想法。[32]”毫无疑问，医学研究需要不同门类的科学家参与，成为创新的力量。
然而，在科学家缺乏足够的准备时，对新的领域发言，也有可能是胡思乱想，因为科学与荒谬的界限并非总是截然分明的。而且“人类本来是玄学性而且傲视一切的，总以为与他的感觉有关的头脑所创造的理想也可以代表现实。[33]”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戴森教授(F.J. Dyson 1924―)，不仅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早年是量子力学的巨擘，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且在数学、生命科学和天文学等许多领域优游畅想，也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向往无限宇宙的哲人作家。1973年他在英国的一所大学的演讲中，对生物学未来作惊人之语：利用微生物代谢使原油分解生产各种石油产品以及从空气和海水中提取金属，用牡蛎从海洋中提取黄金，用微生物消除放射性废弃物。[34]这些设想一度颇受重视，但实际证明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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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科学家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但也不能迷信。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梅达沃 (注6)在自己年老时说：一群白发老者“都坚信自己的观点，并且对科学概念的未来发展做着各式各样的断言。其实，在哲学家看来，这些断言未必很有根据。[29]”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指出：科学界的“老人统治是妨碍科学进步的最大因素。……对我们文明的作用必然迟早会像它对希腊和罗马文明所起的作用一样，使科学变成故弄虚玄的东西，过于尊重权威和过去伟大的事迹。[35]”
著名的科学家晚年误入歧途陷于荒谬，在科学史中例子很多。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和物理学家洛奇(注7)晚年都醉心于灵学研究，对巫术深信不疑。克鲁克斯还试图用实验证明巫师表演的“奇迹”是超常现象。当别人识破女巫施术行骗时，他却认为她正直诚实，是精灵显现。[36] 19世纪奥地利化学家赖兴巴赫，晚年声称发现了一种“自然力”，这种“力”无法用仪器测量，只可被能感受“超自然力”的人所感知或看见；并用“感受者”进行试验，力图证明他的“理论”，用以解释许多无法捉摸的现象。其实这些“感受超自然力的”年轻妇女都是具有歇斯底里的特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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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今天的人类像旧石器时代最初的人类一样，沉迷于对神秘事物的崇拜。他们墨守虚幻而简单化的解释，即使这种解释与已知事实不符时仍然如此。我们以采集为生的祖先迷信他们的图腾、巫师或者巫医。现代人对于占卦、纸牌算命以及占星术也有同样的迷信。[38]”近些年来，我国的伪科学和各种科学骗术泛滥，“特异功能”、“气功”以及意念摄物、穿墙术、辟谷术、宇宙意识和转世再生人等争相出台亮相，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科学家和名人的介入，把骗术变成了伪科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我国火箭和核工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位知名物理学家，对特异功能和气功热特别起劲和“振奋”。他说：“祖国大地一声春雷，出现了青少年的人体特异功能，耳朵认字”、“皮肤认字认图，透视以及遥视”，“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是一个体系，蕴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而气功是核心。[39]”由于他的影响不仅成立了全国人体科学工作组，中国人体科学院也随之诞生。一个制造大量骗局的“气功大师”严新(原是中医师)被一些高精尖的实验室奉为上宾，使他应用自己的“外气”创造了多少“神话”和“奇迹”，如“外气”无需与物质接触，在超远距离之外就能完成各种化学、物理反应，改变分子结构和影响细胞成分，当然还有“返老还童、绝症康复和起死回生”等等。(注8①)在北京的中国最著名的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实验室里，“外气”竟改变了放射性同位数镅(241Am)的半衰期。(注8②)这些结果令许多科学家目瞪口呆，惊呼“气功的水平远远超过目前化学、物理学达到的水平”，“实验的结论太可怕了”。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也坚信不移，认为“实验是严谨的”，“结论严格可信”。(注8②)尽管当时外界已经怀疑这些“气功大师”的骗术，但这些科学家也没有去想“气功大师”是否动过手脚。那位著名科学家对这些结果更是兴奋不已，认为研究的“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应立即发表，及时向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注8③)他还说：“从1979年第一次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到(1981年)第二次全国讨论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日新月异。这种热烈气氛不禁令人回忆起六十年前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于现代科学舞台的情景，但是，现在的舞台在人民中国!这难道不令人振奋吗？[39]”其实，他所建构的人体科学，是在不了解当代医学的基础上，罗列一些基础医学和临床学科常识术语，加上一些中医、“气功、特异功能学、民间秘方、气功医疗、特异功能治病、中西医学结合统一临床医学、烹饪工程、饮料工程、快餐工程和烹饪工具”等等，东拼西凑的大杂烩。[40]他所鼓吹的“人体功能态学说”，更是一把万能的金钥匙：“人一旦进入了特异功能态，发挥功能也就很容易了。如何进入功能态的工作做好了，很多问题也就好解决了。[41]” 他 认为鲍林的正分子医学“实际上是中医的观点，即大量的维生素C可以改变功能态，对健康有好处，把你的功能调到一种状态，起了免疫的作用。[39]”他的同事进一步说，“明确地提出了气功功能态和特异功能态作为人的异常功能态存在”，“根本目的是为了挖掘人的潜力，进一步提高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让更多的脑力劳动者经常爆发‘灵感’，大大增加‘天才’出现的频率；让体力劳动者、体育工作者常常处于竞技功能态，人类就成了‘超人’，整个世界面貌将会有更大改变。[42]” 可惜这些科学家的美好想象，是建立在“气功师”们的谎言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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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基本上类似于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或称冥想和坐禅，最早来源于印度的瑜伽。近些年流行的“气功”，有些是类似催眠术，根本不存在什么“外气功”。(注9)“气功师”利用某些人的需要和轻信，采用暗示的方法，激发群众的情绪，使信众进入催眠状态。还有些采用老套的江湖骗术，如装神弄鬼或串伙设局的欺骗手法，为信众“消灾治病”。所谓的特异功能实际是利用魔术手法进行欺骗，这已被明眼人所揭穿。这类骗术并非始自今日，国内外早有记录，不过时隐时现，一遇合适的气候土壤便卷土重来。由于发达的传媒和名人的支持，加上人们偏信神奇鬼怪故事，使得这些骗术迅速蔓延。三十多年前，笔者曾经观察过“钉螺姑娘”的表演，她声称可以看见地下的钉螺(一种传播血吸虫病的小螺蛳)，或者透视人体内部发现“病变”，其实只是拙劣的骗术表演。起初很多人深信不疑，以为她的眼睛真有什么“特异功能”，以致使她行骗持续了近2年，引出一些农村青年竞相仿效，有些专家据此还产生出不少的“科学研究假说”。
医学(包括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哲学都是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人类，另搞一套的所谓“人体科学”，很可能会成为伪科学。虽然世界各国在医疗系统及其实践上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但作为现代科学的医学不应该存在地域的或民族的分野，如果有那是历史的医学，应当纳入医学史和文化人类学的范畴。现代医学不分疆域，都有其共同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原则，新的发现和创造应当接受公认的科学方法的检验，能被不同科学家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验证。因此，在考查我国独有的人体生物学现象(如经络)的发现、创造或传统医疗的效果时，应当取审慎态度。前苏联生物学界的诸位“科学英雄”的兴衰沉浮，以及朝鲜金奉汉博士的“奉汉小体”的破灭等教训，值得汲取。(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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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习惯地问，《美国科学院学报》是质量很高的科学刊物，鲍林的有关正分子疗法的文章怎么能在这上面发表呢？因为他是院士，稿件无需同行评审便可在这个刊物发表，何况好的期刊上未必没有错误或虚假的论文。不过治疗癌症的文章还曾遭到二次退稿。时下浮躁之风吹出一股“名刊迷信”之风，即对一些国际著名的科学期刊顶礼膜拜。这些刊物对学术交流的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但任何好的刊物也未必篇篇俱是真知灼见、至关宏旨，也都需要自己的思考进行批判性阅读。不过，人们的“名刊迷信”和“名奖崇拜”，着眼似乎仍在于功利。舍本逐末渴望一登龙门，是无补于科学事业的。
民主与科学是现代文明的特征，现代社会的支柱。科学的力量，不仅在于发展物质创造，更在于科学精神，其核心是追求真理、不迷信盲从的批判性怀疑与实证态度。鲍林是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英国的《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甚至把他列为人类迄今最伟大的20位科学家之一，与伽里略、牛顿和达尔文等科学巨人齐名，20世纪只有他与爱因斯坦比肩。但美国医学界并未因此轻信他的正分子医学、大剂量维生素疗法，而是持批判的态度加以考察，用临床试验加以检验，结果证明他是错误的。因此，社会民主是保障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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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威尔金斯(M. Wilkins)和富兰克林(R. Franklin)应用X射线衍射技术证实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威尔金斯同沃森和克里克分享了诺贝尔奖。
注2：朱克坎德(Emile Zuckerkandl 1922)1958年去鲍林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他和鲍林发现，各种不同的灵长类动物的血红蛋白氨基酸序列的变异度，似与假说的进化关系直接有关。这项研究导致他提出“分子钟”(“molecular clock”)学说，成为分子进化研究的奠基人。现在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同源蛋白质或基因序列来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的方法已被普遍使用，成为确定不同物种的亲缘关系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注3：旁道医疗与/或补充疗法 (alternative /complementary medicine)系指声称有治疗效果，但未经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加以评价或证明，医学界未予公认的各种医术或医疗方法。这类医疗在理论上与现代医学也不相容的。亦有人译作另类疗法和替代与补充医学，后者容易使人对这类医疗产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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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药物与医疗通讯》(The Medical Letter on Drugs and Therapeutics)美国出版的一份反对庸医骗术和医疗欺诈的刊物。
注5：原文名为：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注6：梅达沃(Sir Peter Medawar 1915-87)英国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对现代细胞免疫学、HLA抗原和移植免疫贡献很大，获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注7：克鲁克斯爵士(Sir W. Crookes 1832―1919)元素铊发现者，提出克鲁克斯幅射计原理，对阴极射线研究有重大贡献。洛奇爵士(Sir O.J. Lodge 1851-1940)发明无线电检波器。赖兴巴赫(K. von Reichenbach)因从木焦油中发现杂酚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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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引文来自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年出版的《严新气功科学实验记录》(经纬、艾人著)。其中包括一些科学家已经发表的有关文章和研究论文，以及一些著名科学家的肯定评价。①48-314；②115-142，200-201；③94-105。
注9：气功类似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在暗示性语言和特殊的环境下，运用自我心理调节技巧，达到入静或一种超逸境界，用以摆脱精神压力与焦虑的“放松养性”的方法。有些“气功师”则是采用特殊节奏的语音、话语和环境进行诱导，使信众进入催眠状态，根本不是“外气功”的作用。轻信、喜欢沉溺于幻想和求愿的信众特别容易接受暗示。(①张春兴：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93211; ②Morris CG: Psychology 6ed. NJ: Prentice Hall, 1988:148-151)催眠术是一种古老暗示的疗法，曾经作为轻型精神疾病的辅助疗法，现已不用；目前有人用于缓解疼痛。超觉静坐缺乏治疗作用的证据。(Barrow KA & Jacob BP: Mind-body medicine. Med Clin N Am 2002; 86: 11-31)其实，现在的静坐和“传统气功”都来源于瑜伽(Yoga)，在2500年前，释迦牟尼学道时，印度就“已有许多人做这种‘瑜伽’”。现在佛教中“禅修”或藏密“气功”都是同样的锻炼身体的方法。(①胡适：中国禅学的发展，见：胡颂平编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校订版. 第四册，1292-1297，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②巨赞(1956)：禅修的医疗作用及其可能发生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巨赞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14-126；巨赞(1956)：关于藏密的“气功”同上书127-138；③荣格(杨宾儒译)：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7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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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20世纪40—50年代，前苏联专制统治时期，生物学界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伪科学家，其中二位是科学院院士，曾被我国广为宣传，奉为科学教育界的楷模，后斯大林时代被揭露，并讥为“科学英雄”。第一位是农学家李森科。他弄虚作假，鼓吹“获得性遗传”，并利用政治权势残酷打击、迫害异己的科学家。第二位是生物学教师勒柏辛斯卡娅。她发现的“活质”，据称是非细胞的生命结构单位，其实是一种脂肪颗粒。第三位是微生物学家波希扬。他宣称细菌与病毒可相互转变，任意变成滤过型，否定“种”的存在，声称免疫就是病原体的滤过型与其原型之间的斗争。
1966年，朝鲜的金奉汉博士宣称，他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人体经络系统的物质基础，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奉汉小体”，沿经络分布。我国的《人民日报》立即将这一“发现”在头版转载。后来证明这项结果系作伪，金奉汉因此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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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初稿在鲍林逝世的第二年——1995年写成，在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12(6)：30-34发表，编辑部删去了一段文字。本文是2002年7月参考了托马斯•哈格著：《鲍林》和鲍林研究所(Linus Pauling Institute)的 lpi@oregonstate.edu等网站资料，补充了第一节鲍林生平的细节和螯合疗法治疗冠心病等旁道医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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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讯地址：安徽省 合肥市 230032 安徽医科大学 25号信箱 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 email: sxzu@mail.hf.ah.cn
正分子医学也传入中国，早在80年代末，杨秉渊、王中侃、戴连等人曾搞出一种“正分子核酸”保健品，是核酸营养骗局在中国的首次亮相，不过不如后来的珍奥核酸有名。杨等人在1995年由杨秉渊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正分子核酸和代谢疗法》1995年由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即是鼓吹正分子医学和“核酸营养”的，由鲍林的学生、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作序(杨、王都是卢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序中称：“鲍林创立正分子医学在美国开始并不顺利，经过10—20年艰苦努力，才逐渐为美国广大医学工作者和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发扬光大发展成了核酸代谢疗法。我祝愿正分子医学及其分支核酸代谢疗法，在中国得到比较健康顺利的发展，茁壮成长，迅速开花结果，为人民健康造福。因而我欣然命笔为此书作序，以表达对我的老师鲍林的敬意与怀念之情。”《正分子核酸和代谢疗法》，(感谢作者。更新日期：2003年10月20日 医学捌号楼), 百拇医药(安徽医科大学 祖述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