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术理论创新的先行者
二十一年前，一位年轻的中医生凭借着自己的博学睿智和对中医理论独到精辟的见解研制出了一张新处方，并将它命名为“通心络”，从此踏上了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十一年前，他怀揣着这张处方只身“下海”，租了几间民房，创办了医药研究院；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如今在当年的地方，一座占地120000平方米、拥有医药研究院、医院和符合GMP标准的现代化中药生产线、年产值可达30亿元的“现代中药城”拔地而起，透过这扇窗口，我们看到了中医药产业的新希望，而这个传奇的缔造者就是河北以岭医药集团董事长吴以岭。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吴以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医理论创新”。而由中医理论创新所带来的新产品开发、生产销售进而形成利润又支持科研和临床的“科研-临床-生产”三位一体良性运行机制正是以岭医药集团如滚雪球般发展壮大的助推引擎。
吴以岭认为，理论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关键，否则中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近年来出现的中医学术研究与新药开发相隔离的现象他更是表示出深切的担忧。“对于植物药的使用，世界各国都有，但为什么在中国能形成中医药，关键是有一套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以及在这种理论体系指导下的有2000年历史的处方用药经验。中药中从国外进口的品种很多，比如犀角、檀香，但为什么在当地没有形成独特的用药理论呢？如果仅为了和FDA接轨就把我们有2000年历史的用药体系丢掉，那是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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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医理论博大精深、中医典籍浩如烟海，某位医家的只言片语也许就会成为启迪后世的千古箴言，要从中找出一个创新点又谈何容易？!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吴以岭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自幼的耳濡目染使他与中医结下了一生难解的情缘。“文革”时被迫辍学回乡从父学医，几年苦读，遍览家藏医典，《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濒湖脉学》均能熟背如流，并自学了西医和中医高等院校全部教材，十七、八岁即在乡间诊病。1977年恢复高考，考入河北医学院；读大一时即报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心血管与糖尿病专业研究生，以优异的成绩被破格录取，一时传为奇迹。从此后至1982年底，经过一千多个日夜的苦思与钻研，吴以岭提出了全新的“络病”理论，研制出一张新处方，定名为“通心络”。
在中医界，许多著名的医生经过若干年临床实践，形成一套独特的用药经验和处方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是由于历史或其它的种种原因，这些经验如点金碎银般撒落在各种医籍中，只有很少转化为成方被大规模应用，更没人搞得清其中治病的机理，中医就这样在模糊与浑沌中走过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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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吴以岭却没有把他的思绪停滞在这张处方上，他被这种现象深深地触动了。“叶天士作为温病学派的鼻祖，但现在我们要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只能从他门人弟子整理的《临指南医案》的片断中去推敲、揣摩。假如那时能有一个完整的科研设计和一个理论的创新，再加上科学试验的数据来阐明其经验，那叶天士学术经验的流传就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中医药的发展不是没有前途，而是缺乏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临床经验很重要，但如果只有经验，一辈子都停留在三个手指头摸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地，中医药永远也不会被更多的人认可和接纳。中医药要发展，不仅学术要创新，中药的用药途径、剂型都要改变。况且，单凭3个手指头摸脉，一生能看多少病人？但如果能把这种学术的创新变为一种物化的东西，变成含有这种理论学术含量的产品，就会为更多人服务，造福于整个社会。”从此，一个实现中医学术复兴、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梦想正在他的心中逐渐定格，并成为他毕生致力的追求。
从1982年开始，吴以岭开始对“通心络”进行深入的实验研究与临床观察，为此不仅投入了他一家的全部积蓄，而且四处告借四万多元。然而最让他感到痛苦与艰难的却不是这些，当他拿着这项成果撞开一家家企业的大门时，无一例外遭到了拒绝，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成为横亘在他梦想实现之路上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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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与生产脱节是目前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重要原因。其实最初我也想把这个成果转让给企业，我做研究，他来生产。但科研人员的思路常常很难与企业的想法一致，企业要赚钱，研究人员想的则是成果，这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我曾经和几十个厂家谈过转让通心络的事，但不是因为对方的资金、技术力量不足就是双方的经营理念谈不拢，最终都没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我产生了自己建立企业的想法，而当时正是1991年，中国刚刚出现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个新生事物，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提供了摇篮，正是有这个机遇，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借到了10万元的起动资金，创办了自己的研究所。”
“当然我的起步是比较早的，在以岭药业成立之初，通心络就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品了，经过了动物试验及大量的临床验证，有一套完整成熟的理论和实验数据。而且经过十年的磨砺，更使我坚定了企业科研-临床-生产一体化的运行机制，也正是这条思路打动了相关领导，1993年，国家科技部拨给我300万元课题经费用于通心络胶囊的研究开发，此后这个项目又被列入了国家新药基金资助项目，成为当时我国资助的第一个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中成药，获得了国家计委200万元的支持。所以，以岭药业从起动之初就有了500万元国家经费的支持，有了一个高起点的良好开端，她的发展势头才会如此迅猛，而且后劲十足。”
, 百拇医药
“我认为知识经济，就是要把知识变为经济。所谓知谓，应当是在本专业领域内有创新的学术理论，或者是新的科技创造。而当这种知识转化为产品进入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反过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才真正成为知识经济。以岭药业的发展就是遵循这样一条规律，通过创新的学术理论带动一种、甚至是一系列产品的开发，并拉动了整个中医药产业化的发展。凡是用创新的理论研究出来的药物，一旦被临床接受，她的发展速度肯定是非常快的。现在我们一个项目立项后，在进行临床科研的阶段就完全按照新药审批的标准去做，这样当临床科研结束时，这个药物就已经比较成熟了，经过报批三期临床后很快就可以成为新药上市，极大地缩短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时间。”
二十一年，吴以岭走过了一条密布荆棘的奋斗历程，由他开创的科研-临床-生产三位一体的企业运营机制也被喻为我国中医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创举”，那么他对自己今日的功成名就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天时、地利、人和”，没想到他竟用如此简短的六个字云淡风轻般地一笔带过。“天时是我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地利是有开发区为我提供了一片创业的天地；人和，我觉得我这个人人缘挺好，经常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而且一起步就得到了国家大力的科技支持。”
, 百拇医药
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怫乱其所为……”如果没有二十年如一日的寒窗苦读，如果没有一颗治病救人、造福苍生的仁心，如果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毅与果敢，如果没有敏捷超前、锐意创新的智慧，如果没有破釜沉舟、决心一搏的勇气与魄力，如果……只要其中的哪一个如果没有变为现实，那么今天的吴以岭或许只是平凡尘世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我只是站在中华传统医学和现代科技这两个巨人的肩膀上，仅仅向前迈了一小步。其实，古人挖掘的理论隧道，离它只有一步之遥，可惜停下来不挖了。我很幸运，找到了洞口，就向前捅了一下……”这是在通心络胶囊通过国家鉴定时吴以岭说的一段话。然而为了这轻轻的“捅了一下”，他花费了十四年的心血。
如今，以岭药业已经跨入了高速发展的良性循环期，一个现代中药“航母”已经浮出水面；通心络胶囊在我国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中成药中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并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被喻为中药的“重磅炸弹”。而此时的吴以岭也可以放心用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他心爱的学术研究了。
, 百拇医药
“也许是因为是中医的缘故，我始终强调中医学术理论的发展。对我而言，制药不是为了赚钱，这条产业链最终的目的还是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以中医学术理论的创新带动中医药科技产品的产业化，实现中医药的现代化。”
精彩问答
记：这么多年，您的事业经历了很多曲折，那么现在回顾您这些年走过的路路，您能不能给中医为学者以及中药制药者一些建议或提示？
吴：我认为为医者，首先要有一颗治病救人之心，当遇到挫折时，只要想到我是为了治病救人，就不会再怕挫折。1968年时我十六、七岁，刚上高一，当时看到考大学没希望了，就把我父亲的药书拾起来读，那时条件十分艰苦，就是一盏小煤油灯，但从那以后，我晚上十二点以前就没睡过觉，而且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二、三十年，没有这样一番苦功，不管是搞医还是搞药，都是成不了事的。现在中医学院的学生读的书少多了，我那时读的书非常多，《陈修园医书四十八种》、《医宗金鉴》等，光有关脉学的书，我就背了《王叔和脉学》、《濒湖脉学》、《徐灵胎脉学》等四、五种，可是现在的大学生能有几个肯下这种苦功呢？所以我认为“治病救人”应该是医药业共同的追求，只有如此，致学者在学术上才会孜孜不倦地求索，而制药者也不会只把它当成是纯粹赚钱谋生的手段，从而对药的品质、疗效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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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您认为中医学生该如何研读经典或者说如何看待经典？
吴：我读书的体会是博览群书，由博返约。《医学衷中参西录》是我读的第一本医书，我很佩服张锡纯，他在那个时代能够想出中西汇通，非常不易。我在念研究生时搞的是《金匮》，我读《金匮》，上看《内》、《难》，下又把后世所有《金匮》的注本以及内科的大书如《类证治裁》、《张氏医通》都摆在一起，搞清每一个病从《内经》到《金匮》再到后世各家整个学术观点的演变过程，从历史的发展中去寻求一些东西，从中探寻其未来发展的思络。而后将这个思路与现代科学的发展相结合，与西医学最新的研究进展相结合，当中医学的纵坐标与西医学的横坐标相交汇时，就个点就是科研立项与选题的切入口，而从这个切入口中得出来的，往往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有所创新，汲取了现代医学的最新进展，在西医看来很前沿，在中医看来又有所突破，这样就容易得到双方的认可。
记：当您的事业处于低谷时，有没有想到过要放弃？
吴：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1992年我从河北省中医院出来的时候，身上还背着6万元的债，而我当时的工资只有60块零5毛，要是在别人，可能觉得压力已经非常大了，但我相信我总会成功，我这个人大概就是这样，没想过不成功，挺自信的。
记：您最欣赏的一句话？
吴：锲而不舍。
记：最欣慰或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
吴：我二十年研究的成果通心络最终被患者承认、医院承认，我的络病理论也得到了得到了学术上的认可，这件事终于做成功了。, 百拇医药(汪少颖)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吴以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医理论创新”。而由中医理论创新所带来的新产品开发、生产销售进而形成利润又支持科研和临床的“科研-临床-生产”三位一体良性运行机制正是以岭医药集团如滚雪球般发展壮大的助推引擎。
吴以岭认为，理论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关键，否则中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近年来出现的中医学术研究与新药开发相隔离的现象他更是表示出深切的担忧。“对于植物药的使用，世界各国都有，但为什么在中国能形成中医药，关键是有一套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以及在这种理论体系指导下的有2000年历史的处方用药经验。中药中从国外进口的品种很多，比如犀角、檀香，但为什么在当地没有形成独特的用药理论呢？如果仅为了和FDA接轨就把我们有2000年历史的用药体系丢掉，那是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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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医理论博大精深、中医典籍浩如烟海，某位医家的只言片语也许就会成为启迪后世的千古箴言，要从中找出一个创新点又谈何容易？!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吴以岭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自幼的耳濡目染使他与中医结下了一生难解的情缘。“文革”时被迫辍学回乡从父学医，几年苦读，遍览家藏医典，《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濒湖脉学》均能熟背如流，并自学了西医和中医高等院校全部教材，十七、八岁即在乡间诊病。1977年恢复高考，考入河北医学院；读大一时即报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心血管与糖尿病专业研究生，以优异的成绩被破格录取，一时传为奇迹。从此后至1982年底，经过一千多个日夜的苦思与钻研，吴以岭提出了全新的“络病”理论，研制出一张新处方，定名为“通心络”。
在中医界，许多著名的医生经过若干年临床实践，形成一套独特的用药经验和处方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是由于历史或其它的种种原因，这些经验如点金碎银般撒落在各种医籍中，只有很少转化为成方被大规模应用，更没人搞得清其中治病的机理，中医就这样在模糊与浑沌中走过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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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吴以岭却没有把他的思绪停滞在这张处方上，他被这种现象深深地触动了。“叶天士作为温病学派的鼻祖，但现在我们要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只能从他门人弟子整理的《临指南医案》的片断中去推敲、揣摩。假如那时能有一个完整的科研设计和一个理论的创新，再加上科学试验的数据来阐明其经验，那叶天士学术经验的流传就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中医药的发展不是没有前途，而是缺乏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临床经验很重要，但如果只有经验，一辈子都停留在三个手指头摸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地，中医药永远也不会被更多的人认可和接纳。中医药要发展，不仅学术要创新，中药的用药途径、剂型都要改变。况且，单凭3个手指头摸脉，一生能看多少病人？但如果能把这种学术的创新变为一种物化的东西，变成含有这种理论学术含量的产品，就会为更多人服务，造福于整个社会。”从此，一个实现中医学术复兴、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梦想正在他的心中逐渐定格，并成为他毕生致力的追求。
从1982年开始，吴以岭开始对“通心络”进行深入的实验研究与临床观察，为此不仅投入了他一家的全部积蓄，而且四处告借四万多元。然而最让他感到痛苦与艰难的却不是这些，当他拿着这项成果撞开一家家企业的大门时，无一例外遭到了拒绝，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成为横亘在他梦想实现之路上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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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的起步是比较早的，在以岭药业成立之初，通心络就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品了，经过了动物试验及大量的临床验证，有一套完整成熟的理论和实验数据。而且经过十年的磨砺，更使我坚定了企业科研-临床-生产一体化的运行机制，也正是这条思路打动了相关领导，1993年，国家科技部拨给我300万元课题经费用于通心络胶囊的研究开发，此后这个项目又被列入了国家新药基金资助项目，成为当时我国资助的第一个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中成药，获得了国家计委200万元的支持。所以，以岭药业从起动之初就有了500万元国家经费的支持，有了一个高起点的良好开端，她的发展势头才会如此迅猛，而且后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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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知识经济，就是要把知识变为经济。所谓知谓，应当是在本专业领域内有创新的学术理论，或者是新的科技创造。而当这种知识转化为产品进入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反过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才真正成为知识经济。以岭药业的发展就是遵循这样一条规律，通过创新的学术理论带动一种、甚至是一系列产品的开发，并拉动了整个中医药产业化的发展。凡是用创新的理论研究出来的药物，一旦被临床接受，她的发展速度肯定是非常快的。现在我们一个项目立项后，在进行临床科研的阶段就完全按照新药审批的标准去做，这样当临床科研结束时，这个药物就已经比较成熟了，经过报批三期临床后很快就可以成为新药上市，极大地缩短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时间。”
二十一年，吴以岭走过了一条密布荆棘的奋斗历程，由他开创的科研-临床-生产三位一体的企业运营机制也被喻为我国中医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创举”，那么他对自己今日的功成名就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天时、地利、人和”，没想到他竟用如此简短的六个字云淡风轻般地一笔带过。“天时是我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地利是有开发区为我提供了一片创业的天地；人和，我觉得我这个人人缘挺好，经常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而且一起步就得到了国家大力的科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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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以岭药业已经跨入了高速发展的良性循环期，一个现代中药“航母”已经浮出水面；通心络胶囊在我国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中成药中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并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被喻为中药的“重磅炸弹”。而此时的吴以岭也可以放心用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他心爱的学术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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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这么多年，您的事业经历了很多曲折，那么现在回顾您这些年走过的路路，您能不能给中医为学者以及中药制药者一些建议或提示？
吴：我认为为医者，首先要有一颗治病救人之心，当遇到挫折时，只要想到我是为了治病救人，就不会再怕挫折。1968年时我十六、七岁，刚上高一，当时看到考大学没希望了，就把我父亲的药书拾起来读，那时条件十分艰苦，就是一盏小煤油灯，但从那以后，我晚上十二点以前就没睡过觉，而且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二、三十年，没有这样一番苦功，不管是搞医还是搞药，都是成不了事的。现在中医学院的学生读的书少多了，我那时读的书非常多，《陈修园医书四十八种》、《医宗金鉴》等，光有关脉学的书，我就背了《王叔和脉学》、《濒湖脉学》、《徐灵胎脉学》等四、五种，可是现在的大学生能有几个肯下这种苦功呢？所以我认为“治病救人”应该是医药业共同的追求，只有如此，致学者在学术上才会孜孜不倦地求索，而制药者也不会只把它当成是纯粹赚钱谋生的手段，从而对药的品质、疗效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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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我读书的体会是博览群书，由博返约。《医学衷中参西录》是我读的第一本医书，我很佩服张锡纯，他在那个时代能够想出中西汇通，非常不易。我在念研究生时搞的是《金匮》，我读《金匮》，上看《内》、《难》，下又把后世所有《金匮》的注本以及内科的大书如《类证治裁》、《张氏医通》都摆在一起，搞清每一个病从《内经》到《金匮》再到后世各家整个学术观点的演变过程，从历史的发展中去寻求一些东西，从中探寻其未来发展的思络。而后将这个思路与现代科学的发展相结合，与西医学最新的研究进展相结合，当中医学的纵坐标与西医学的横坐标相交汇时，就个点就是科研立项与选题的切入口，而从这个切入口中得出来的，往往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有所创新，汲取了现代医学的最新进展，在西医看来很前沿，在中医看来又有所突破，这样就容易得到双方的认可。
记：当您的事业处于低谷时，有没有想到过要放弃？
吴：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1992年我从河北省中医院出来的时候，身上还背着6万元的债，而我当时的工资只有60块零5毛，要是在别人，可能觉得压力已经非常大了，但我相信我总会成功，我这个人大概就是这样，没想过不成功，挺自信的。
记：您最欣赏的一句话？
吴：锲而不舍。
记：最欣慰或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
吴：我二十年研究的成果通心络最终被患者承认、医院承认，我的络病理论也得到了得到了学术上的认可，这件事终于做成功了。, 百拇医药(汪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