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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学与丹溪学说之渊源
http://www.100md.com 2010年9月3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3380期
     新安医学出现于北宋,鼎盛于明清,受金元四大家医学学术思想,尤其是丹溪学说影响颇深,从而形成了在金元医学思想上的继承与创新,又具有新安地域特色的新安医学学术派别,成为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枝璀璨奇葩。

    新安医学重要的一支——“固本培元”学派,代表人物为明代祁门人汪机。汪机,字省之,别号石山,明英宗天顺至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463-1539年)人氏,与“吴县张颐、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明史·方技传》),为我国明嘉靖年间四大名医之一,故“遐迩以疾来请者无虚日”,以致“求者甚众,所应益博,活人至数万”。

    汪机自幼研读诗文,攻读儒书春秋经,受范仲淹“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思想启发,加之母患病呕血久治不愈,为治母病,于是乎遂弃科举浮文,从此致力于攻读医学诸书。其不拘泥于一格,精研历代名家学验,借力儒学功底,复参以哲理,潜心研究,凡岐黄仓扁诸书,靡不探讨,融各家之学说于一体,灵活应用,辨证遣方,随症施治,立论持平,很快医术得以大进。汪机崇尚丹溪之论,既矫《局方》之偏,又通刘完素之变,持论辄主养阴,且又与一味推崇株守丹溪门庭者迥别。其旁参东垣学说,重视培护脾胃元气,慎用苦寒之味,主张通过阳生阴长来达到补阴的目的。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之源,气为阳,血为阴,脾胃旺则气血调,阴阳自得其平。若脾胃气虚,则阴火之乘,心君火动,营血自伤。其重视脾胃元气培护,不仅吸收了东垣的学术精华,而且发展了朱丹溪的“阴不足”理论,创立“营卫论”之学说成就,集中地反映了汪机的主要学术思想,擅用甘温之味扶养脾胃而祛除病邪,主张益气生血,平衡阴阳,气血调和,正旺邪之自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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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古徽州)与浙西山水相连,两地明清医家互往甚密,学术交流颇为广泛,又同为江南卑湿之地,湿易郁而化热,故而湿热之病为多。汪机研学丹溪治法,深得其奥,提出了“新感温病”说,指出了“伏邪”和“新感”温病的不同成因。认为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为伏邪温病;而感受温热病邪,随则发病,随感随发,为新感温病。治疗上新感之病症情较轻,常以解表透邪为主;伏邪之病,内发于阴,极易内隔深入,症情往往较重。要治以清泄里热为先,但皆以养阴存液为要。补益营气,又以参芪为主,其曰:阴不足者,补之以味。阳不足者,温之以气。参芪味甘能生血,气温又能补阳,通过阳生阴长强调参芪补阴,妙在变化,实为汪机的卓识所见,与张仲景的“阳生阴长”,李东垣“血脱益气”,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同源,为新安的很多后世医家所推崇。以至其门人休宁人孙一奎(公元1522-1619年)进一步提出了“三焦辨证”及“命门学说”,极大地丰富了新安医学的理论体系。

    朱丹溪(公元1281-1358年),名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氏,我国金元时代四大名医之一,为“丹溪学派”(滋阴派)的创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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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丹溪自幼好学,早年从师朱熹嫡传弟子许文懿公(许谦)学习儒家道德性命之说,后因其母病重久治不愈,并得许公指路,乃弃儒学医,立志研究岐黄之学。起初,丹溪取当时盛行的《大观二百九十七方》昼夜研读,但终无所获。便出游访师,至杭州,闻言寒凉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字守真)的再传弟子,武林名医罗知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医术高超,世称“太无先生”,遂往拜师求教。他十余次投访罗师,历时三月,为得一见,拱立门外,风雨不易。罗知悌感其尊师求学之诚意,于是尽授刘、张、李之说及罗之心得。

    丹溪不拘泥于陈、裴之学,汇综《内经》以及刘(寒凉学派)、张(攻下学派)、李(补土学派)各家之学说,避其短而用其长,创“相火论”之说。丹溪认为人之所以富有生理机能的活力,是由于相火——气的运动。但相火不宜妄动,妄动则伤阴,因而相火有“常”与“变”两种情况。相火之常为生理之本,相火之变为病理之源。在“相火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学说。

    新安医学固本培元学术的产生与创立,源于新安医家融汇金元医学思想尤其丹溪学说于一炉,以泄热养阴为主旨,以甘温除大热为法则,养阴是制阳之妄动,以防相火之升。而伤津劫液温病之治,亦以存阴养血保津为主,是与丹溪“相火论”学说一脉相承的。因此,没有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和“相火妄动,为元气之贼”的论点,就不会有新安医学“营卫论”学术之创见,亦不会有完整的新安医学理论体系之形成。, 百拇医药(张贵才 安徽省黄山市卫生局)